集约化和规模化,就无法完成。
从推动城市化发展和产业聚集效果来说,水力革命似乎真的不能算是一场工业革命,只能说是局部地区新技术引进和推广后的快速发展而已。类似景德镇高度集中的陶瓷工业,没人能称景德镇陶瓷工业的发展是工业革命吧?
可如果说不是工业革命,水力纺纱机工厂的快速发展,却又超出了李慢侯对技术进步的定义。虽然一座座小城镇的规模都不大,基本上都在万人以下,围绕一座工厂形成小镇。可是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光是福建就有这样的工业小镇不下千座,总人口加起来也高达二三十万人。
而且带动的大工厂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出现。哪怕是那些以前不曾出现大工厂的行业,也开始出现大工厂制度。陶瓷、织布、丝绸工业等大宗商品生产,都出现了大型集约工厂。产量巨大,效率很高,快速侵蚀着手工作坊的生存空间。
要怪就只能怪中国太大,各地地理差异也更大,在欧洲一个国家无法得到的水力资源,在中国可以得到。一个福建可利用的水力资源,就比整个英国更多。于是英国人无法用自然水力推动工业革命,不意味着中国不可以。
工业革命带来的产业分工和高度协作,至少在纺纱行业出现了。同样的还有冶铁工业,从山东开始,冶铁高炉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集中在煤铁资源中心,山东的淄州、莱芜、燕云的滦州、大同,都出现了煤铁生产中心。
水力革命在南宋境内发展的也极快,闽浙沿海地区山区多,落差大,溪流短促入海,既方便小船进出,运来棉花和运走棉纱,也方便筑坝储水,冲击水轮。
水力机器除了用在纺纱上,广泛运用在磨面、纺麻等大宗商品生产上。在缫丝工业上,也出现了应用,但质量还无法比得上人工,断丝比较多。不过缫丝行业拥有最雄厚的资金,同时又是一个人力最为紧缺的部门,相信用不了多久,水力缫丝机器就会变得实用。
水力机器广泛在四川盆地,东南沿海,长江两岸,两湖平原,汉江平原,江南东西,将南宋朝廷的经济水平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财政水平进一步提升,已经达到了三亿贯。大小城市快速扩张,上海这种百万级的城市虽然极少,但三十万人以上的大城市,涌现出了五十多座,苏州、湖州、常州都是三十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苏州人口更是高达六十万人,下一个百万大城市,很可能就是苏州。
沿着长江,通州、真州、镇江、江宁、芜湖、江州、蕲州、武昌、黄州、鄂州、汉阳,这些沿江港口城市都是三十万人上下的商业、手工业大城市。但是一过汉阳军,就再也没有大城市,一直到四川,才开始有大批大城市出现。但这些年发展也慢了下来,四川人口大量向外迁出。这个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很难享受到大航海的红利,长江水道之利,也只能粘上一点。
四川盆地与两湖平原之间的山区,是最穷的地方之一,既无法得到四川庞大的内部市场红利,又无法享受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展的红利,这里的百姓给各方势力当兵为生。
城市的发展,让城市里出现了一群新兴阶层,主要是工商业资本阶层。跟欧洲的城市市民阶层不同,中国的城市阶层,对权贵的反抗动机很低。法国人正在进行规模宏大的城市公社运动,国王支持他们跟各地的贵族斗争,给他们颁发大量公社特许状。但中国城市的自治倾向很低,城市阶层依然跟乡土阶层拥有剪不断的联系。哪怕是城里的大豪商,也要回乡祭祖。也需要给那些穿着补丁的同族长辈磕头。
很多发了财的富商,临退休返乡的时候,一定会大兴土木。衣锦还乡这种文化,真的是城市文化最大的敌人。不光是普通城市如此,海商都是如此。一个海商往往四十岁左右就下不了海了,不管多大的海商,都是把资产清空,转行做保险商或者供应商,同时大兴土木。
普通市民也是如此,很多人一家人进城了,依然会给乡下的亲族汇款。来自城市汇款,是乡村现金流入的主要构成。
虽说跟西方相比,中国的城市跟乡村结合的更加紧密,可依然有独有的组织。没有形成欧洲城市那种城市公社,但各行各业还是有行会的。行会作为商业组织,让商人群体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可斗争性还是不足,充其量发动一个罢市。大规模的城市商人、雇工等市民群体团结起来,跟官府斗的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