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惠卿走后,赵佶仔细看着吕惠卿送上来的会计簿,还有蔡京的劄子,自从蔡京外放六路发运使后,见天的给赵佶写信,备陈思念官家之情,而且蔡京确实会做人,利用发运使的便利,有什么稀奇好看的物件总会立即送给赵佶,还有后宫的娘子们,不管得宠与否,都有蔡发运的一份心意,听说王皇后怀孕后,蔡京更是立马搜罗各种宝物上供,连王皇后都多次在赵佶面前说蔡京的好话。
对此,赵佶只是呵呵一笑,蔡京确实是个好舔狗,也确实有能力,但是说他是个忠臣,那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了,但是赵佶也不得不佩服,蔡京确实是一个干吏,上任几个月,就把发运司打理的井井有条,今年转运漕粮等物资五百多万石,损耗也比之前少多了,但是蔡京的劄子实在是太肉麻了,每次都是对赵佶嘘寒问暖,实在是让赵佶有些吃不消。
毕竟赵佶确实是正常男人,就算你貌如潘安也不行,不过蔡京的一笔字确实是漂亮,第一次让赵佶对字如其人产生怀疑了,蔡京的字确实很飘逸,颇有些仙风道骨的味道在里面。赵佶翻看着蔡京的劄子,蔡京作为发运使,最为看重的就是汴河,蔡京在劄子里说道:“汴河专运漕米兼小麦。此乃太仓蓄积之实。故国家于漕事,至急重要。然则汴河乃建国之本,非区区沟洫同言也。”
蔡京坦陈,据他查阅发运司档案,大宋漕运最高是在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可达七百五十万石,之后逐年下降,现在常年保持在五百万到五百八十万石之间。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一来是四渠漕运的断绝,还有就是对陕西的用兵,之前大宋的漕粮是由多个地方上供的:淮泗之粟由江南入淮水,经汴水入京;陕西之粟由三门峡附近转黄河,入汴水达京;陕蔡之粟由惠民河转蔡河,入汴水达京;京东之粟由齐鲁之地入五丈河达京。上述四河合称漕运四渠,其中来自东南六路的淮泗之粟占主要地位。
而现在由于朝廷长期在陕西屯驻重兵,军需粮秣反而需要从东京向陕西转运,所以来自陕西的漕粮自然断绝,京东等处的漕粮由于五丈河的影响还有黄河的泛滥,也大幅度减少,朝廷的漕粮主要依靠东南。据蔡京估计,东南漕粮受限于汴河。最多不会超过五百八十万石。
所以赵佶的打算就是大力开发荆湖,使荆湖成为大宋的粮仓,因为荆湖距离东京直线距离近,而且水运条件也好,转运并不费事,还有就是京东等路的运河也要修复,以待未来转运军需所用,对于赵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应对未来女真人,一切都以这个为重。
赵佶仔细翻看吕惠卿的文书,发现大宋虽然各项税收都比较完备,但是似乎没有向明清一样设置钞关,在运河征税,赵佶记得明清时期临清钞关征收的税收可不少,自己现在修筑运河,急需钱财,钞关可以获取大量财富,明代钞关获利可不小,大约岁收金折合白银4万两,到万历年间,临清钞关年征收船料、商税8.3万两,居全国八大关之首。
这可不是小钱,数万两白银,而且还是按照明代征收的标准来算的,设置钞关旨在征收船税,临清、杭州两关也兼收货税。由各差御史及户部主事监收。船税以载运商货之船户为征课对象。初期按运送路程之远近和船舶大小长阔不同分等称船料,估料定税。宣德四年规定,南京至淮安、淮安至徐州、徐州至济宁、济宁至临清、临清至通州各段均每一百料纳钞一百贯;自北京至南京间的全程,每一百纳钞五百贯。后又以估料难核,改为计算梁头广狭定税,其标准自五尺至三丈六尺不等。
要知道明代的钞关其实有非常多的弊端,首先就是商人借用官船,逃避征税,赵佶自问要是自己来制定征收税则,应该能够避免这些漏洞,想到此,赵佶决定召集政事堂诸相商量此事。
赵佶对他们说了此事后,没想到第一个出来反对的不是苏辙,而是分管财政的三司使吕惠卿,吕惠卿说道:“官家,此举不妥。本朝商税,上至四京,下达乡镇、关津都有专设机构征收,若是在运河上再收取关津之税,恐有重复收税之嫌,未有便利。且运河主要是朝廷使用,商贾行船,本就缴纳关津之税,不当再征收船税。”
苏辙、韩忠彦难得的都同意吕惠卿的意见,赵佶有些不死心的问道:“现在国用不足,诸卿以何教吾?”吕惠卿说道:“官家,国用不足,自然可以开源节流,但是征税关乎社稷安定,不可轻易改变,否则国家动荡,得不偿失。臣以为,增加收入,可以在广南西路增设钱监,增加铸钱,还有就是市舶司专卖也可以增加,还有荆湖等处开垦荒地后,也会为国家增加收入,如今禁军整顿已经初见成效,冗兵之害已经大为改观,明年的开支应该会少的多了,官家不必担忧。”
苏辙也是说道:“疏浚运河,本来就该从免役助役钱中出,官家明年只要妥为计划,应当不会超支的。”
见政事堂的诸位宰相们都这么说,赵佶也只得作罢,趁着现在朝廷事情少,赵佶准备安排明年的事情,赵佶说道:“农桑之事,水利有一半之功,国家、诸路已经多年未大规模兴修水利了吧?”赵佶知道,自五代以来,中原和北方的水利就遭到来极大的破坏,大宋立国之后,虽然经过了整修,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也颁布了农田水利法,但是随着王安石去位,党争开始,很快农田水利法就陷于停顿,就算是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为相也没有恢复它。
看赵佶猛地提起这个,一众宰相都陷入沉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