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日,是当时宋人的天宁节,起因乃是因为赵佶生于此日。皇帝的生日自然不是小事,加上宋人风尚享乐,赵佶本身又是个喜欢热闹的皇帝,因此天宁节在民间或许不算什么大事,但朝廷却是万万不可马虎的。
依照惯例,十月初八是枢密院臣僚受赐寿宴,十月十日正日子,赵佶在宫中闭门家宴,尚书省臣僚受赐寿宴;十二日则是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因为百官群集临朝通常是每月一次的,故而称为大起居。集英殿上大摆酒席,群臣与诸外国使者皆有列座,少不得鼓乐声鸣,水陆杂陈,臣僚俱都簪花出入,都城中一番热闹。
就在这日之后,十月十三日,自政和初蔡京罢相以来最大的一场朝堂风波拉开了帏幕。是日,殿中侍御史毛注率先上书,奏劾辽东宣抚使宗泽大罪五桩,小罪十数,请罢宗泽职司,招还京中治罪。
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正是今日局势之写照。毛注此人在朝中并无有力靠山,虽然和张商英有些瓜葛,但张商英罢相时他并未受到牵连,反而被赵佶亲擢为殿中侍御史,算是无党派人士之一。不过他与叶梦得有旧怨,当日崇宁中蔡京罢相时,他便曾经上书称叶梦得助纣为虐,俩人结下了很深的梁子。而今叶梦得升任宰执,毛注在这个位子上便坐不稳当,因此被石公弼一撺掇,立时便首上奏本弹劾宗泽。
大宋朝仁宗以后,台谏权力极大,一旦上书奏劾,劾皇帝则皇帝谒宗庙,劾大臣则大臣避引。乃为旧制。如今宗泽并不在京城,按照惯例应当是先遣人代其署理政事,并即刻招还京城,下御史台治事。
然而这一次,局势的发展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时任监察御史的小字号张随云随即上书,称言官可谏,然国事为先。北边乱象方呈,不可无罪招边帅回京,恐伤降人之意。
御史们自己打起架来,这种事在本朝士大夫争相言事的传统下也是极为罕见的,当时便引起了朝野侧目。也不晓得是什么人泄漏出来,张随云的奏本一夜之间不胫而走,传遍汴京地大街小巷,尤其是其中的一句话“虽言事者不罪。然若罪一宗泽而失辽东四十三州,则毛注之罪百死莫赎也”,更是激起了轩然大波。
毛注当然大不服气,再上奏疏,说张随云是危言耸听。蛊惑圣聪,那辽东纳土乃是大宋气运昌隆,天子修德怀远的成就,岂有正刑一大臣而失至德之理?他这番理论乃是儒家正统说法。自然应和者众,然而朝廷大臣其实是不大管公论如何的,况且这件事背后牵扯到了当今朝廷几乎所有的大佬,哪里是区区一事的是非能决定的?况且这件事谁是谁非,还真就不那么好决断。
随即便有郑居中的死党,左司谏黄葆光上奏,称辽东新附之地,大臣纵使有罪。不当轻易其帅。然后开始大赞宗泽,说他公车到任,降人心悦诚服,辽东翕然称治,有当年姜望三月定齐之风,诚为不可多得地贤臣,毛注以细事风闻为言,不识大体。不宜再居台谏。请出外任。
左司谏是谏臣,主掌议论朝政。因此他举宗泽的政绩为据来保他,倒也合乎本职。当时御史中丞石公弼见毛注势孤,其余的台谏官员却多半都有自己的靠山,在朝中局势明朗化之前,谁都不肯轻易明确立场,当下只得跳出来,以台长的身份上书,劾奏宗泽罪状若干,并指斥张随云和黄葆光有朋党之嫌。
这一本已经是直指高强和郑居中了,立刻便使得局面扩大到不能收拾的地步。郑居中身为国舅,在何执中去后,他便是赵佶在宰执大臣中的头号亲信,可以说赵佶离了谁也离不了他,他自是有恃无恐,当即便奏称石公弼意在起大狱以自求宰执,其心叵测,非谏臣正言正心之道,不可居中法官——中法便是御史中丞的别号。
以石公弼地分量,当然不足以与郑居中抗衡,于是就好象武侠小说中高手出场的次序一样,争斗一旦升级,大高手们就一个接一个登场,如今轮到门下侍郎张克公出手。张克公当年是凭借参倒了蔡京而登上执政的,郑居中的说法好似在揭他的疮疤一样,自然要加以驳斥,说道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如今既然御史参劾宗泽,便当依法下御史查究,若真无罪者,亦足以辨明其身,何必要在朝堂力争?
其人持论虽似公允,但却是用意颇深。一来张克公是完全从文官宦海中升上来地,不象郑居中和皇帝有亲戚,他的言论当然不能象郑居中那样咄咄逼人;二来这事倘若真下了御史台,那就等于是石公弼的天下了,须知这御史台的官司可不是那么好打地,虽说是一班士大夫审案,审的也是士大夫,却不会真个与你讲什么温良恭俭让,用起刑罚来丝毫也不会含糊,甚至由于不公开审理的缘故,比大理寺和开封府来得更加残酷。当年苏轼乌台诗案时,一听说下御史台审理,立时就开始写遗书,已经做好了刑毙当堂的准备,可见一斑;历史上岳飞受刑之惨,也是在当时的两任御史中丞何铸与万俟禼手中成就,这就等于是所谓的“诏狱”一样,哪里是人能进的!
大家同殿为臣,彼此有什么打算都是心知肚明,张克公这般说法,当时便惹恼了叶梦得。叶梦得词臣出身,在中书舍人知制诰位子上坐了三年整,肚子里文章是好的,也不用回家拟什么奏本,当朝便大段议论批驳张克公,其言铿锵有力,出口成章,连韵脚都是分毫不差。赵佶这皇帝也算极品,在龙椅上听得连连点头,末了也不说谁有道理,竟来指摘叶梦得有一处选词不大恰当。金口给改了两个字,复命人从起居注中抄录成文。
天子一言,张克公只道皇帝认为曲在自己,自然惶恐谢罪,哪知赵佶却很是嘉勉了他几句,反要高强为宗泽辨明其事,只因毛注所参宗泽诸事,多半都是出自枢密院地政令。
说了半天。到底参了宗泽是哪些事呢?
头一桩开边生事,这条罪名最好用,只要是边疆不宁,那就可以扣到边帅的头上了。基本上大宋朝对外开仗,无论打胜打败,这消耗钱粮是一定的,天下骚然也是免不了的,一旦开边就是生事。那就是一桩罪名了,譬如西夏作反,其实党项人占据河西走廊,立国是必然的趋势,但是许多言官就愣是认为系边臣措置不当所致。每代都有人以此为言。现今女真与大宋名分未定,情况和当初的西夏也有些类似,而宗泽到任之后边疆不宁,当然也就被人拿来作类比。
第二桩滥施爵赏。主要就是说花荣与史文恭等人地封爵问题。要知道花荣等人原系宋官,枢密院派去北地当细作,这也还罢了,然而御史认为其官职升迁便当依照大宋律法,顶多升到遥郡防御使、观察使也就罢了,居然直接赐了节钺,连韩世忠等常胜军大将、从定燕云者也无此高官,岂非滥施爵赏?
这一条名参宗泽。实则矛头直指高强,武官的叙功升迁都是由枢密院负责地,一旦宗泽这条罪名座实了,高强自然也难逃罪责,拔出萝卜带起泥,这几年跟着他干事地人大半都要倒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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