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种大逆不道的言论,自然是群情汹汹,加上大宋朝廷中向来不禁止官员议论,当时便有多人出班驳斥此论,儒家经典祖宗家法还有若干前贤事例,如同一颗颗出膛炮弹一般,雨点般向高强飞去。
高强怕不怕?他眉毛都不颤一下,甚至连反驳的意思都没有一点。在他看来,所谓儒家思想对于社会发展的消极方面之一,正是在于这种以思想和教条来限制实务的制度,看上去是某种民主思想的滥觞,但是监察制度在实践中往往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结果就是干实事的人倒霉,导致即使不是整个国家,也是一地的十万、百万人民跟着受罪。而那些不干事却在旁边指手画脚的人,他们付出的成本却顶多是个人几年的官场蹉跎而已,长此以往,整个社会的风气自然就走向因循苟且,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御史制度以及所有官僚体制内部的监察,其实都是想的好而作不到,还不如拿下。
以他眼下的能量,还不足以撼动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儒家体制,事实上也并没有完全推翻的必要。但是现实的问题,就是御史台的监察触犯到高衙内自己的利益了,那就要毫不客气地予以抵制,如果你当真有真凭实据,依法入罪,那还罢了,现在这样没有凭据都可以拿掉边臣,岂不是把国家大事当作儿戏一样的不负责任?
“陛下,今毛御史所论宗泽之罪,多系捕风捉影,臣试为陛下明辨之。”等到各位大臣的异议稍稍平息,高强就好似没有看到这些几乎要喷到他脸上的口水一样,这才开始慢条斯理地说及今日的正题。
“首论开边生事一项。陛下,那辽东之民多系历年避战火逃至辽东之人,其家园本在北在东。所避战火者自谁而生?非女真起兵击辽莫属。女真素无仁义之训。其人惟务劫掠烧杀,所到之处掳劫良民为奴,残破州县,占田霸产,而契丹兵败无以抗之,故而辽东之民流离失所,丧父亡妻于女真者不知凡几。其怨女真也入骨。是故辽东常胜军之与女真者,虽无大战,然连年边境上俱有争斗,非自宗泽始,何以御史奏疏中不及往事,而皆谓宗泽之过?且宗泽到任之后,首务安集百姓,收降人之心,使其人心皆向大宋。倘若强以邦交之名,严令辽东之民不许向女真生事复仇。是失人心之所望,乃促之为乱也。且女真与我大宋虽有往来,邦交未定,边疆迄未划封,何来开边生事之说?此其妄也。”
毛注是直接当事人,正要出来驳斥,哪知只说了“陛下”两个字,高强即时截入道:“我奉旨面对辨白。毛御史何可乱我语?莫非有大不恭意?”
毛注老脸涨得通红,待要分辨时,高强却又转过头去不理他,径自向赵佶道:“陛下。毛御史所参二罪。滥施爵赏,乃以花荣、史文恭等封爵为言。臣请为陛下辩明。昔日辽国乱象方显,女真不曾起兵,臣因已于御前定平燕之策,故而分遣忠诚之士为北地细作,察探其国中虚实,花荣等二百五十六人皆因此时入辽东。彼时花荣已为常胜军统领官,纵使不获战功,亦可家门富贵三世不坠,然而彼激于忠义,甘心自蹈虎狼之地,数载间七十余战,为国朝收取辽东四十三州立下大功,郭药师等辽国之人所以甘心南投我朝者,多因花荣为其言,史文恭、徐宁、栾廷玉等为其爪牙。是乃以数百之众,得辽东之地,国朝二百年来,武将之功有此之重乎?此汉班超定西域之功也,旌以节钺,不亦壮哉!”
说到这里,高强霍地转过身来,指着毛注冷笑道:“毛御史,若你与花荣易地相处,敢问能成此功否?能于敌国绝域数年而不忘忠义,终能成其大功归朝否?”
毛注气得浑身发抖,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来:“某,某,某自然有此忠义!”甭管事实上能不能做到,但嘴头上不输人,乃是言官的强项。
哪知高强却应声笑道:“然则毛御史亦知此为忠义,乃国士之风也,以节钺旌表其门,不亦宜乎?且辽东之土,汉人居半,辽东之兵,汉人四万,花荣为汉军之首,少说也得与郭药师分庭抗礼,若郭药师得节钺之封,花荣仅得一小将,其势何以服众?倘若军心不服生变,敢问毛御史能否平之?纵使能平,伤损亦重,与一节钺相较,孰重孰轻!”
毛注这才晓得上了高强的当,越发恼火,却再不敢轻易开口。他哪里晓得,此种当面辩论设置陷阱,抢夺话语权的手法,在现代地大学校园中曾经一度蔚然成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地一股辩论风,把许多大学生都训练成了此道高手。此时的士大夫们文才自然也是好的,却要细细揣摩斟酌字句方可,要有这般急智,那可就需要相当的训练了,高强小试牛刀,果然奏凯。这也是毛御史功底不够,若是面对前朝名臣如苏轼、王安石者,高强多半便要更加小心。
见小计得售,高强心中暗喜,转过来再辩其余三罪时,更是得心应手,将毛注奏劾之论驳的体无完肤。其实按照当时的惯例,御史言事纵使办不成铁案,也无大碍,只要人弄回来了,要怎么搓圆捏扁都不在话下,偏生高强先前就大段议论,把辽东的地位拔高,将宗泽等人地作为与国家大事联系起来,那就不能草率从事了。“……陛下,似此言事之风,本非台谏之罪,然而以无妄之罪易大臣,罔顾国家大计,却实非所宜。臣深思其中,实因御史言事只及宗法制度,不究实务所致,故而臣敢请陛下降旨,自今御史参职事官者,若查无实据,便以其所言之罪罪之,以惩妄言之罪!”
一听他又是这句话。石公弼亦按捺不住。出班道:“陛下,本朝台谏为重,得与宰相分庭抗礼者,皆以言者无罪之故,无非公议而已,实乃国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意,岂难道在高相公眼中。竟是奸佞渊薮?臣以为高相公此言罔顾祖宗家法,不知治道之所在,实不堪言,伏请陛下降旨责之。”
呼啦一大片,七八个台谏官员一起跪倒,磕头声响成一片,异口同声地都要赵佶降旨申斥高强,这叫做人海战术。也由不得他们不团结,高强这种奏议乃是危及台谏生存空间的。要是真的以此为定制,就为朝中官员提供了一件极为强力的反击武器。须知官场弄文之事,所有的官僚都是精通无比,那可不是台谏官的专长!如此一来,还叫谏官们怎么活?
赵佶见群情如此,一时也没了主张。他早已有心要将高强外任,是以对此次御史参劾宗泽一事,心下也是有些乐见其成的想法,从这一点上来说。毛注、石公弼等人的眼光还是准地。然而事情闹得这么大,却是他所料不及,事先就连郑居中这样被他安插在尚书省地亲信,也没有传出半点风来。如今事情的焦点居然成了关于台谏地祖宗家法。他虽然贵为天子,却也不能擅加变更。
宋时的祖宗家法。到后来其实已经成为臣僚们钳制皇帝的一种工具,即便是皇帝也不能违逆。因此赵佶踌躇片刻,便要依言申斥高强,哪知他正要说话,臣僚班首转出一人,捧着笏板向上道:“陛下,臣有本奏。”
右相梁士杰!在何执中病故之后,梁士杰作为当朝唯一的宰相,在新任左相出炉之前,可谓是当之无愧的臣僚之首,分量毋庸置疑。然而在这次波及到大半个朝廷地风波之中,梁士杰却由始至终置身事外,没有发表任何一点意见,颇有令人莫测高深之感。而今,他终于是开口了。
“陛下,臣掌中书有年,深感治国不易,须得面面俱到,不可偏废。适才高相公引范文正公,称为臣者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以为任事者须谨记,臣深以为然。”
此言一出,众御史皆是暗惊,难道说梁士杰在这场大风波中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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