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选民群体

骗子”。

    当这些话一说出口，彼此的恶语谩骂，演讲者和观众甚至抡起胳膊打人。椅子、桌子、板凳，都变成了人们手里的武器。

    等等，不一而足。

    任何时候都不要认为，这种描述为固执的选民阶级所特有，并且依赖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在无论什么样的没有名称的集会当中，即使参与者全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在会上所讨论的内容也都大致相同。我曾经说过，当人们聚集成一个群体时，就会有降低他们智力水平的倾向，在任何场合都能发现这方面的证据。例如，下面是我从1895年2月13日的《时报》上摘录的有关一次集会的报道：

    那天晚上，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骚动有增无减。我绝不相信，一个演讲者能够成功说出两句话，还不受到其他人的干扰。每时每刻都能从这里或那里大声叫喊，甚至从四面八方同时传来喊声。掌声和嘘声夹杂在一起，激烈的讨论在观众中的单个成员之间如火如荼地展开，一些人凶恶地挥舞着棍子，其他人狠狠地踩踏地板，打断演说的人引发了一片喊叫：“把他轰下去！”或是“让他说！”

    先生在大肆宣扬白痴、懦夫、恶棍、卑鄙无耻、唯利是图、怀恨在心之类的用语，他宣称想要将这些东西全部摧毁。

    等等。

    如果我们被问道，选民是如何在这种条件下产生意见的？提出这样的问题，就相当于在由集体享有的自由程度上藏匿一种奇怪的谬见。群体拥有其他人给予他们的意见，但是他们从来都不会夸耀自己拥有理性的意见。通常来说，在选民的意见和投票都掌握在竞选委员会的手中的情况下，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政客，他们向工人们承诺利益，所以，他们在这些工人当中颇具影响力。谢乐先生是今天最勇敢的民主斗士之一，他说：“你知道什么是竞选委员会吗？它是我们制度的奠基石，是政治机器的伟大杰作。现在的法国就是由竞选委员会统治的。”

    倘若能够让候选人被群体所接受，并拥有充足的财政资源，那么对群体施加影响力就不是件困难的事。依照捐款人的许可，300万法郎就足以确保布朗热将军重新当选。

    这就是选民群体的心理学。它和其他群体一样：既没有更出色，也没有更糟糕。

    因此，我从上面的言论中没有总结出抗议普选权的结论。我理解了它的命运，出于一些实际的原因，我应该将这些方法保留起来。事实上，我们依靠群体心理的调查总结出了这些原因。出于这些因素的考虑，我决定对它们做进一步的阐述。

    毫无疑问，普选的弱点十分明显，而不容易被忽视。不可否认，人类的文明是由少数的拥有超高智力的人创造出来的，他们构成了金字塔的顶点。随着金字塔各个层次逐渐拉宽，智力水平也会随之持续下降，它们代表着一个民族里的群众。文明的伟大如果通过依靠鼓吹人数优势的低劣选民的投票，那么它就无法让人们安心。此外，还有一件无须质疑的事情，就是群众投出的选票往往非常危险。它们已经让我们付出了数次被入侵的代价，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群体正在为其做好准备的社会主义即将取得胜利，充满妄想的人民主权论极有可能会让我们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然而，这些意见虽然在理论上讲能够让人信服，但是在实践中，它们就丧失了全部力量。只要还记得观念转变成教条后就拥有战无不胜的力量，我们就会承认这一点。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群体权力至上的教条就如同中世纪的宗教教条一样毫无辩驳的能力，但是如今它却拥有与往昔教条一样强大的绝对力量。因此，它就像我们过去的宗教观念一样无懈可击。想象一位现代的自由思考者奇迹般地被送回了中世纪。你真的会认为，当他确定当时的宗教观念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之后，就会对它们发动袭击吗？一旦落入一个可以把他送到火刑柱上的法官的手里，控告他同魔鬼做出约定或出席了女巫的宴会，他还会再质疑魔鬼或女巫的存在吗？使用讨论的方式对抗龙卷风，这丝毫都不比群众的信念明智。今天，普选的教条拥有着往昔宗教的教条所具有的力量。当演说家和作家在说到它时所表现出的恭敬和媚态，就连路易十四也没有机会享受。因此必须对它采取同对待所有的宗教教条一样的立场。只有时间才能够对它们产生影响。

    况且，试图削弱这一信条根本毫无用处，因为它拥有一种对自己有利的外表。托克维尔正确地指出，“在人人平等的时代，人们彼此之间不信任，因为他们全都一样，然而这种比喻让他们几乎没有限制地相信公众的评判力，其原因就在于，让所有的人都保持头脑清晰是不可能的，真理并不会与人数上的优势携手并进。”

    对选举权加以限制，如果有必要的话，将这种权利限制在智力水平高的人之中，这样做能改善群体的投票结果吗？我绝不会承认这就是事实，这些都是建立在我所说过的理由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所有的集体，无论其人员构成如何，全都患有智力低下的病症。在群体当中，人们总是倾向于变得智力平平，在普遍性的问题上，40位科学院士的投票不会比40个搬水工的投票结果高明多少。我压根就不相信，倘若成为选民的范围只局限在有学识的和受到过高等教育的人之中的话，受到谴责的普选的投票结果就会截然不同。一个人不会因为熟练掌握希腊语或数学，因为自己是个建筑师、兽医、医生或大律师，就能够知晓特殊的智力或社会问题。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家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都是重要领域的教授或是学者，然而他们何曾就哪个普遍的问题——贸易保护、复本位制等——达成过共识？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学问只是我们普遍愚昧的非常脆弱的形式。关于社会问题，由于不可知的因素的数量众多，所以从实质上来说，人类的愚昧无知并没有什么不同。

    因此，倘若选民由通晓各种学识的文化人组成，他们的投票结果也不会比现在的情况强多少。他们仍然主要受到他们的感情和党派精神的引导。对于那些我们在当下不得不处理的困难，我们仍然无从下手，而且我们一定会受到身份团体暴政的镇压。

    无论群体的普选权是受到了限制还是普遍给予，无论是在共和制还是君主制下行使这种权利，无论是在法国、比利时、德国、葡萄牙或西班牙，都是一致的；不管怎么说，它们都只是一个种族无意识的渴望和需要的表达。在任何一个国家，当选者的普遍意见代表着种族的禀性，而我们发现，这种禀性从一代人传到下一代人当中，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因此，我们不难发现，我们再一次碰到了种族这个基本观念。我们经常会碰到它，也因此产生了其他观念，即各种制度和政府只在人的日常生活中产生很小的影响。人类主要由他们民族的禀性所控制，也就是说，他们受到道德品质的遗传残余的支配，而禀性，其实就是这些品质的总和。种族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需的枷锁，是掌控着我们命运的神秘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