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是用娘儿们的另一种说法……抓住时机,这回你们的精神与肉体可以一致了。”
保尔只觉得面颊发热,但他仍是克制住了心中的火气,轻轻地说:“德米特里,你怎么混到这步田地!真想不到你变得这么无耻下流。从前还不错,现在怎么就自甘堕落呢?”
杜巴瓦靠在墙上,因为光着脚站在水泥地上很凉,便把身子缩了起来。
这时他的房门突然开了,从里面探出一张没睡醒的女人的胖脸来:“亲爱的猫咪,快进来,站在那儿干什么……”
杜巴瓦没有听她说完,就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并且把身子抵在上面。
“真是个好的开头……你看你,弄来个什么人?这样下去能好吗?”保尔反感而又急切地说。
杜巴瓦一听更是不耐烦了,他喊道:“连我跟什么人睡觉也得听你们的指示吗?少来这一套!你从哪来的,还滚哪去吧!你尽管告诉大家:杜巴瓦现在既喝酒又嫖女人!”
保尔往前跨了一步,愤愤地说:“你把这个女人赶出去,我还想跟你再谈最后一次……”
杜巴瓦把脸一耷拉,转身进了屋。
“呸,坏蛋!”
保尔暗暗骂了一句,走下了楼梯。
两年一晃就过去了。
时光飞逝,流水无情。日日夜夜堆积成岁月。
生活在岁月之中不断地变化着、进步着。
一个伟大的国家的一亿六千万人民,头一次在世界上成了他们那土地的主人,并且正为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而夜以继日地劳动着;国家在日益强盛,工厂正欣欣向荣。
保尔觉得这两年像是一眨眼就过去了。
两年中,他每天都忙忙碌碌,从不悠闲地浪费时间,从不打着呵欠迎接清晨,从没有在晚上十点前就睡觉……他不仅自己勤奋工作,而且还总是催促别人。
两年中,他一有空就挑灯夜读,和同志们一起念完了《资本论》第三卷……拉兹瓦利欣到保尔工作的州里来了。他到的时候正好保尔出差了。
在保尔缺席的情况下,州团委会就把他派到一个区里去了。
一个月后。
保尔到拉兹瓦利欣所在的那个区里去视察。
结果发现:
拉兹瓦利欣经常酗酒,还拉拢坏分子对优秀分子进行排挤。
保尔在州委会上出人意料地提出处分拉兹瓦利欣的意见:“我主张开除,并且不许重新入团。”
在场的人都觉得太重了。
保尔坚持自己的意见:“应当把这流氓开除。我们已经给过他改过的机会了,但他纯粹是混进团里的。”
接着,保尔便把他在别列兹多夫的表现讲述了一遍。
拉兹瓦利欣叫喊:“我对柯察金坚决抗议。这是他想公报私仇。光是捏造嘛,拿出真凭实据来!那我也可以空口无凭地说他干走私的勾当——难道也该开除他吗?得有证据!”
“你等一下,我们有证据!”保尔威严地回答。
拉兹瓦利欣出去了。
半个小时后,保尔的提议通过了:“开除异己分子拉兹瓦利欣的团籍。”
入夏之后,保尔的朋友们一个个都到外地去度假了,身体不好的去了海边。
每到这季节,大家都想着去休假。保尔便想方设法帮他们弄到去疗养院的疗养证。因此大家都很高兴,尽管身体不好,神情倦怠、脸色苍白。
而所有的工作都落在保尔头上,他就像革命的老黄牛一样,任劳任怨,勤勤恳恳。
年年夏天都是这样。
保尔最不喜欢秋天和冬天:在这两个季节,他会增加许多肉体上的痛苦。
今天,他急切地盼着夏天早点到来。
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坏了,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尽管这个事实很叫他痛苦。
摆在他面前的有两种选择:
一是自己承认无法担负繁重的工作,换句话说,承认自己是个残废;二是继续工作,直到完全不能动弹的时候为止。
他认定的是后一种。
有一天,州党委常委会上,州卫生处的处长——一个老医师,同时也是秘密工作时的老党员——巴尔捷利克,坐在保尔身旁,关切地说:“柯察金,你气色可很不好啊。你该检查一下身体,是不是没去医务委员会检查过?我记不得了。不过,老弟,应该为你好好检查一下。周四下午你来一趟。”
保尔没去,因为他太忙。
巴尔捷利克跑来找保尔,硬是把他拉去检查身体。
结果写了诊断意见:
医务委员会建议保尔?柯察金立即休假,去克里木进行长期疗养,并进一步抓紧治疗,否则,难免会发生严重后果。
在这意见上面还有很长一串拉丁文的病名表。
保尔这才明白:他主要的病不在两条腿上,而是中枢神经系统受了严重损伤。
巴尔捷利克亲手把诊断意见送交到州党委,大家都主张立即停止保尔的工作。
但保尔本人却提议,等到团州委组织部长斯比特涅夫回来后再离开,他担心工作没人负责。
这一点巴尔捷利克虽然反对,但大家还是答应了保尔。
这样,再过三个星期,保尔就要去度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假期了,他的抽屉里放着一张去耶夫帕托利亚疗养院的疗养证。
保尔加倍紧张地忙碌着,为了在离开之前把工作都安排妥帖,他几乎废寝忘食。
可这时却出现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件事。
那是在下班之后了。
保尔走进党委宣传部办公室,坐在书架后面那扇敞开的窗户的窗台上,等待着宣传部开会。他走进去的时候,房间里并没有人。
保尔进去后不久,就有人进来了。
保尔在书架后看不见他们,但能听出那个人的声音——本州财经处长,一个英俊的高个子,带有军人派头的法伊洛。
保尔知道他是个有名的酒色之徒。
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女团员哭着向保尔告状,说法伊洛花言巧语答应和她结婚,但和她同居一个星期之后就将她抛弃了,甚至和她见面时,都不说一句话了。
当这件事被提到监察委员会时,法伊洛还是逃脱了,因为女团员拿不出证据。
可是保尔相信她说的是真的。
那些进入办公室的人也没有看到书架后的保尔。
其中有个人问:“喂,法伊洛,你的事怎么样了?最近又有什么新收获?”
发问的人是法伊洛的一个好友,格里鲍夫,跟他是一路货。
“你应当祝贺我!昨天我成功地将科罗塔耶娃弄到手了。你还说我不行!错啦!老弟,我要是看中哪个娘儿们,我就保准……”
接下来,法伊洛说出了一句脏话。
保尔马上感到神经颤抖了一阵——这是极端气愤的预兆。
科罗塔耶娃是州妇女部主任。保尔和她同时来的本州,因为是同事,两人成了好朋友。她长得很可爱,同时又乐于助人。同志们对她都很敬重。
她还没有结婚,无疑,法伊洛所说的,就是她。
“你没撒谎,法伊洛?我看她的样子不像那种人。”
格里鲍夫问着,好像这出乎他的意料。
“我才不撒谎呢!比科罗塔耶娃更难搞的娘儿们我都搞到过哩;只要你知道怎么去搞。对不同的人得有不同的方法,得因人而异。有的当晚就到手,那是些废料!有的你需要追一个月才到手。这得研究她们的心理……老弟,这是门完整的学科,而在这一学科,我是专家。哈——哈——哈……”
那些听者都津津有味地听着,并逗他说出详情和细节。
保尔站了起来,紧紧地攥着双拳——心已在狂跳了。
“自然,科罗塔耶娃那样的女人,弄到手不容易,我不肯放弃,特别是我和格里鲍夫用一箱葡萄酒做赌注,打了赌。
“我运用战术……我去她那儿一两次,她不理我……侧击失败了……我便开始迂回,迂回,哈哈……“我讲我的英勇经历,我一味地假装可怜,总之,是击其薄弱环节……我千辛万苦啊……天不负我,我终于得手了!真是好事多磨——没想到她还是个处女。哈哈!……真过瘾啊!”
法伊洛仍不知羞耻地讲着。
不知保尔是怎么一下子冲上来了。
“你这畜牲!”
保尔骂道。
“你骂谁畜牲?我还是你?你这偷听的畜牲!”
法伊洛不甘示弱。
显然,保尔还说了别的话,因此法伊洛抓住了他的胸口反唇相讥:“你以为我是好欺负的?”
接着就打了保尔一拳。
其实他是喝醉了。
保尔抄起一只橡木方凳,只用了一下就把法伊洛打倒在地。
保尔的手枪不在身边,法伊洛捡了一条命。
因为他打伤了人,所以就在预定动身去克里木的那天,保尔不得不在党的法庭上出席。
整个党组织各部门都集合到了市立剧院里。宣传部办公室发生的事儿惊动了所有的人。
审问变成了一场关于道德问题的激烈辩论。
法伊洛在法庭上的一举一动都是挑战式的。
他无耻地说,这个案子应该交由人民法院审理,柯察金把他的脑袋打破了,应该判处强劳。
“什么?妇女对我的攻击,理由显而易见,就是因为我没有理睬她们。这不值得小题大作。要是在一九一八年,我早就用我自己的方法同柯察金这疯子算账了……”
说完他就离开了法庭。
后来保尔强忍着怒气叙述了经过,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也提出了生活准则问题。
绝大多数党员赞同开除法伊洛的党籍。因为做伪证,格里鲍夫受到了警告、严肃批评的处分。其他参加谈话的人也都承认了错误,受到了批评。
保尔被宣布无罪。
几天后,保尔乘火车去了哈尔科夫。
因保尔的坚决申请,州党委同意了他到乌克兰团中央听候分配的建议。
得到了一封公正的鉴定书后,他就动身了。
奥吉莫正好是乌克兰共青团委会的书记之一。
保尔过去看他,把事实经过对他讲了。
奥吉莫读着保尔的鉴定书,看到在“对党最忠诚”之后,是:
具备党员的涵养,只是在非常少的场合表现暴躁,无法自持,这是由他的神经系统受过严重的损伤造成的。
“呵,亲爱的保尔。”奥吉莫和蔼地说,“他们到底还是将那件事记在这个非常好的鉴定书上了。可你甭担心,就是再健康的人,有时也难免干出这样的事。你到南方去把身体养好吧。等回来,咱们再决定派你去哪工作。”
于是,他紧紧握住了保尔的手。
这里是中央委员会的“公社社员”疗养院。
它的花园里有玫瑰花坛、喷泉和爬满葡萄藤的高楼。
疗养的人们都穿着白色的服装和浴衣。
一名年轻的女医生记下了保尔的姓名之后,他便进入了一所楼房拐角处的一个宽敞房间。
房间里特别干净,一点声响也没有,床上整整齐齐地铺着洁白的床单。
保尔洗了一个澡,换了衣服,然后就急匆匆地去了海边。
哦!大海,一望无际的碧蓝,一望无际的梦幻。
极目远眺,心旷神怡,大自然的美丽是人类的幸福。另一面是起伏绵延的山峦,轻纱般的晨雾游荡其间。
保尔尽情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双眼凝视着令人心醉的浩浩碧海。哦,神奇而又美妙的大海呀!
低下头来才发觉那懒洋洋的波浪正朝脚边爬过来,以一种女性的柔媚舐着大片的金色沙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