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1922年美国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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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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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美国波士顿

    二二年秋天我去看过培真几次，他总是在书桌前坐着，奋笔疾书，桌旁一摞稿纸隔几天便会厚上几分。他自己的学业似是再也不顾了，连同我说话也只是三言两语。

    我虽觉着以自己来看，如此荒废学业总是不妥，可他毕竟早已下此决心。况且他能安生地在美国做些对革命有益的事情，倒也让人放心了许多。

    可入冬之后，我的担心又回来了。这次是担心培真的身体。培真原本看上去是比我结实许多，可那个冬天，他却形容日渐憔悴。脸上虽然仍是神采飞扬，可那种红晕却是看着让人有些不安。我劝他自己的身子总是要当心的，可他只是说要赶时间，然后便又俯下身子，继续笔耕不倦。

    我见他既然如此专注笔耕，也就没再去找他，直到春分那天，他打来电话，说是想和我聊聊。见了面，我还没顾得上问问寒暖，就被培真一把拉过，坐在了书桌前的木椅上，而他自己则是一跃而直接坐在桌面上。

    “友然哥，大好的消息！”他已难克制心中的激荡，声音异然地亢奋。

    我一时不明白他的意思，只是呆呆地看着他的眼睛。那里虽是神采飞扬，可恐怕也是因为此前多日的劳累而充满血丝。

    培真见我有些木纳的样子，噗地笑出了声，说道：“友然哥，你怕是心里就只有未来的嫂子吧。家国大事都不顾了？”

    他这么说，自然是点到了我心里的软处，只觉着脸上一阵子难堪。

    “咳，咱们不开玩笑了。你看看这两份报纸，”他转过身，取了报纸在我面前唰地铺开，兴奋地接着说道：“这是前几天的波士顿环球报，这张是昨天刚寄过来的纽约时报。是国内的消息。”

    我俯身看下去，果然两篇文章都是来自广州的记者，草草地扫过大字标题和段落开端，应该是说原本作乱的粤军已被驱逐出广州，孙文三月一日返穗，任大元帅职。

    培真双手撑在桌面上，意味深长地言道：“现在看来，去年的事情，那不过是乌云暂时蔽日，不到一年的功夫就日月重光了。”

    “还有，友然哥，你仔细看看这几段，”培真激动的手指在报纸上找寻，不时留下油墨的划痕。“对，就是这段，”他兴奋地用食指点击着那段文字，“他们说新的政府显现出强烈的革命倾向。他们毫不掩饰对西方强权的敌意和蔑视，他们似乎在寻找新的骄傲以洗刷过往几十年的耻辱，他们似乎在寻找新的声音以向世界呐喊。”

    “新的声音以向世界呐喊”，培真重复着那令他显然心潮澎湃的句子，久久不能平静。“友然哥，你说咱们留洋不就是要找那个声音吗？现今这声音就在国内，那为什么还要留在这儿呢？还是怪我自己的意志不坚定。要不然，去年回国，正好能赶上这样大快人心的事。你看，友然哥，今天可是春分，我看这革命的春天也是到了。之前，也就是一小阵子倒春寒，成不了气候，那这之后可就是一天比一天热啦。”

    “那你，那你，是决心回去了？我吞吞吐吐地问道，而话一出口才觉出似乎自己的问话早已不合时宜。

    “干嘛问得那么噤若寒蝉地？”培真用胳臂肘捅了我一下，接着笑道：“我早就明白你的心意了，劝你也没用。友然哥，你呀，就留在美国，好好地照顾嫂子。在广州的朋友帮我联系好了在大元帅府的工作。”

    一边说着，他一边把双腿盘上桌面，然后俯身把书桌一边的抽屉拉开，取出了一张船票放在我面前。

    “还有两个星期。”他手里翻转着船票，声音也变得有些低沉。

    “我原本是想劝你一起回去革命，不过后来我也想通了。革命就得死人。”

    听见这“死”字，我浑身一颤，觉着些许的不安和不祥。

    培真想必是看出了我对那“死”字的畏惧，可他的声音仍是平静如常：“哪有革命不死人的。即便是像美国的革命，杰佛逊不也说过：我们不能期望躺在温床上从专制走向自由吗？”

    “我没有你那么勇敢，”我喃喃地自责道。

    “不能这么说，”培真劝慰我道：“友然哥，你呢，是家里的独子，自然得侍奉父母。嫂子这边呢，眼睛不方便，也需要你照顾，自然不该叫你去碰这危险，对不对？”

    “再者，革命也不只是要死人，也还得要活人，对不对，要不然就没人托付了。”

    那时我们二人都不过二十出头，真不应该是谈论死亡或是托付的年岁。可培真竟是如此的平静，而这却让我更是不安了。

    “友然哥，我这里有一份稿子，是这阵子赶着写出来的。能托付给你吗？”他一边说着，一边把书桌右角上的一摞书稿推到我面前。

    “回去在海上颠簸一两个月，再以后就更不可知了。带在身上不放心，所以我想了想，还是存在你那儿更好。”

    培真用手轻轻地拂过纤柔的纸面，有些不舍地说道：“写了将近两百天，把心都掏空了。不过还有最后一段没写完。等到走的那天，再送给你。人若是死了，话能留下来，也挺好的，对不对？”

    死亡这个词反复地挂在他嘴边，我只觉着屋里的空气压抑难当，又不知道该怎么地把话题岔开，便敷衍了两声先走了。

    出了门，我没有去坐电车，想多呼吸一下三月末的清冷空气。顺着保罗街一路向北，十几分钟就到得查尔斯河边，然后再沿着河岸往西北走去。

    一路走着，回想培真的话，却是越发觉出他在难过中还有着一种莫名的不舍。他连说了三次“对不对”，听上去是在问我，是在安慰我，可或许也是在对他自己说？或许他自己也在思忖这条路走得是不是对？

    此时已是离着剑桥不远，心里想着或许应该回去再劝劝培真，可脚下却没有停步，仍是随着往日的习惯，走上桥面。河水已然开冻，带着早春的清蓝颜色流动不息。那天下午，我已和伊莎白约好了在家里为准备启程去华盛顿的白牧师送行，总是不好负约的。

    在此前两周，白牧师接着了华盛顿拍来的电报。美国国务院正要为着落实前一年的华盛顿会议和亚洲未来的和平计划召开会议。几位官员想到基督教的传教士和布道所或许大有可为，因此便请了几位有名望的传教士前往赴会。因为是临近复活节，便有人提出不如在这基督教最神圣的节日里邀请几位牧师为所有与会的人员主持仪式，传经布道。

    看了电报，白牧师有些踌躇。他原本已筹划着大家一起过复活节，不仅因为那是他心中最神圣的节日，更是想到我和伊莎白将来成婚，一起回国，便说不准何时能再在一起了。

    白牧师和伊莎白商量此事，倒是伊莎白执意劝她父亲不要因为担心我们而放弃了这个机会。毕竟在这神圣的时间里，能为上帝的功业和我们共同热爱的中国做贡献，是最好不过了。听伊莎白这么说，白牧师也释怀了，而我和伊莎白心里想必也都为着这段我们此前从未有过的“独处”时间有些紧张的期待。

    到了复活节前的周五，我接着了培真的电话。他听起来少了几分日前的热情，而多了不少疲惫。我问他是否还好，他只是说书完稿在即，几天没睡，怕是累了。他虽是没说，可声音里应该还能听出一点隐约的盼望，或是盼望我能去看他？

    那天我已经答应了伊莎白带着两个女孩子去特利蒙街买找彩蛋的衣服。我不愿意变了计划，也就只是敷衍地与培真对答。如此说了不到两分钟，自然说不下去，只得把电话挂上。

    下午从特利蒙街回来，心里又开始有些不安，自问这个朋友是不是太不忠诚。如此心中有事，虽不能说是坐立不安，但恐怕与平日相比是多露出了些焦虑的端倪。说话时有些心不在焉，伊莎白也察觉了。她听说培真来过电话，倒是埋怨我为何不早说出来，她一点也不会在意。

    第二日午饭前我到培真那里，房间的门没有关严，我推开进去，却是发现他仍在伏案疾书。

    “友然哥，你等等我。”培真抱歉地说道。他似是写到了要紧之处，竟没有顾上抬头。

    我倒也没介意，便在写字台旁站定，想看看他的文字。谁知培真却猛地用一张白纸盖在了上面，不愿让我看到。隐约间，只看到他似是在原本已誊写干净的文稿上又在删改。他脸上的神情有焦急，甚至还有些不安：“友然哥，求你先别看好吗？我得赶紧把稿子改好。”

    看他如此不安，我倒也有些不知所措。左右无事，只得在咖啡桌旁的沙发上坐下，随手翻着摊开的几天前的波士顿环球报，心不在焉地看起来。

    约莫有二十分钟，报纸已翻过几遍，加上又是几天前的旧闻，反复地看着实在是索然无味。正想着是不是还是就此别过为好，门上传来轻轻的敲门声。

    “友然哥，你帮我看看好吗？”培真仍是没有抬头。

    门开了，我见是房东太太的侄女。以前在培真这里也是见过的，只是不记着名字了。

    “哦，是你啊，李先生。”她见着是我，有礼貌地打着招呼。现在倒是我因为还是记不起她的名字，有些不好意思了。她应该是看了出来，笑着提醒道：“李先生，我是苏菲。”

    “婶婶说罗先生过几天就走了，今天中午请他一起午餐。你也一起来吧。”

    我还没顾得上答话，倒是培真提高了声音，答道：“谢谢你。我们一起来。再给我们几分钟时间好不好？”

    苏菲点点头，用手指了指门里培真的方向，悄声问我：“他没事吧？”

    说实话，我心里也不知该如何答这话，但也只能点头宽慰她。

    苏菲又向着屋里培真的方向说道：“罗先生，一会儿见。”她顿了顿，又补上一句：“这里有一封给你的电报。我交给李先生了。”她一边这么说着，一边把手中的电报递给了我。

    关上门，我拿着电报，走到培真身后。想着他不愿我看他的书稿，便在离他还有几步的地方停了下来，问道：“培真，电报给你放在哪里？”

    “帮我拆开看看吧，说不准有什么急事？”培真还是没有抬头，可他平静的声音里却有一种让我无法拒绝的强力，只能按照他说的那样，打开电报。

    电报来自广州，是培真的大哥拍来的，只简单的几句话，一瞥间便看明白了意思。

    “怎么不说话？”培真仍是平静地问道。

    “是大哥拍来的，”我有些踌躇地说道。

    “然后呢？”培真虽是这么问着，可听上去，他自己却不是对电报的内容有多少疑问，倒是更像要“逼”着我把那几句话念出来。

    “你大哥说广州情况有变，原先说好的大元帅府的职位暂不需要了，劝你还是先把学业完成，再图机会。”

    听到这儿，培真坐直了身子，手中的笔也停了下来，但只是一两秒钟，他便又开始书写。

    我心里想着，或许该就此劝他留下，可话到嘴边，还是改了口，问道：“培真，你准备怎样？”

    “赶紧把稿子改好，然后去和房东太太、苏菲还有你一起吃午饭。”

    说实话，他这一早的态度反复无端，而此时这一句听上去不无玩世不恭地回答，却是捅破驼峰的最后一苇。我强忍着不知是怒气还是怨气，高声喊道：“你知道我不是问这个。你还准备回去？大哥不都说了，再图机会。那你现在还回去干什么？！”

    培真仍是没有回答我，而只是高高伸起左臂，食指指向天空，仿佛是位指挥，在引导整个剧院静静地等待。怕是有半分钟，或是一分钟，他就那么静静地指着，而我也沉默地站在他身后，等待着。

    “好了”培真兴奋地用手在空中一握，就像是抓住了乐章最后的休止符，然后从座椅上一跃而起：“终于改好了。我去收拾下自己，然后咱们下去吃饭吧。”他这么说着，匆匆地走进卫生间，仿佛刚才的电报对他没有丝毫的撼动，更无视我的存在。

    “培真！”我提高声音，想尽力抓住他那如天马行空般跃去的思路，“你到底想怎样？听我一句，现在留下也没什么不好。谁也不会怀疑你的决心。”

    “友然哥，你来一下。”培真此时的声音忽地变得凝重。

    我走过去，在卫生间的门边站定，正看着他在盥洗盆前准备刮脸。培真在镜中看见我，便转过身，把双臂伸了过来。他衬衫两边的袖口挽起，双腕都露了出来。

    “看看这几条疤？”他声音冷峻地说道，“从一九年到现在，国耻一年不雪，我就在这儿划一刀，以血明志。这就是我的决心。有位子也好、没位子也罢。没位子就不能革命啦？”

    他转过脸，对着镜子，右手拿起放在盆边的剃刀，问道，“友然哥，你是不是好怕死的。”

    这话一时问得我不知所措，脸腾地一下变得灼热。他看我没答，微微一笑，接着问道：“是怕扔下李老伯，还是怕扔下伊莎白？”

    他向我瞥了一眼，见我仍是红着脸，答不出来，便又追问了一句：“要不就是怕疼？”

    此时他手中的剃刀停在了颊下：“你看，我要是在这儿使点劲，也没多疼。”他这么说着，刀片下竟是渗出了殷红的血迹。

    我心里怕他伤了自己，可不知什么压在心里和身上，非但没法过去帮忙，连声音竟然也都发不出来了。

    “跟你开个玩笑，”他轻松地说道，“你看，该着我挨罚，真的弄破了。”

    培真忙着用纸吸了血迹，解嘲地说道：“还好，没把衬衫给染了，要不就不是你一个人给吓到了。”

    原本说是和他共进午餐，可此时我却不愿再留下，只想着快快离开。与房东太太和苏菲道了谦，就出了来。正巧看着一列绿线的电车缓缓入站，便跑过去上了车。如果说几天前，离开培真那里时还在犹豫是否回去劝他，可此时我却是等不及回家，只盼着快快地回到伊莎白身边。

    伊莎白原本料想我一定会和培真吃午饭的，见我此时回来便问我是不是出了事情。在车上，我已想好，不再提起培真，就推说他忙着收拾行装，顾不上午饭了。伊莎白本就心细，而我们一起相处了近四年，想来她也是听出了些异样，只是不便再追问。

    我尽力地忘去早上的事情，和她一起帮着两个小姑娘试起第二天的打扮。白莎和白伊怕是也觉出这次复活节的不同，都是格外地乖，试好了衣服便争着帮伊莎白和管家太太准备第二天的复活节餐。

    那年春天的气候格外多变，复活节前的几天来了寒流，彷佛又回到了冬日的严寒，夜里温度居然只在华氏个位数

    。天气虽然异常寒冷，可我带着两个女孩子倒是玩得特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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