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三章 40年代末自贡、重庆和南京

>
    “打算？我能有什么打算。这么多年了，一个人过活。如今也就是乡下家里还有个妹妹，相依为命吧。本来还有些产业要顾及，这两年也不景气。我看自己这辈子也就是如此了。”

    “老李，我也就直说吧。你是个老好人，可是在这乱世上却是难啊。”

    我苦笑道：“你还不如说得更明白，我这人实在是笨得紧，苟且偷生到现在，也就是能做到对得起良心，旁的都顾不及了。”

    “唉，我们这辈子人，就没安生过。生在清季的乱世，经历过军阀的混战，本想在海外学得报国的知识，谁成想又碰上了日本人。八年抗战过了，希望国家太平了，可这才几年，又是江山半陷。老李，你听我一句，要是能躲，你就躲开吧。”

    “家里要是还有些产业，就赶紧卖了，换成容易带着的，到香港避避。你外甥女不是去了美国吗，要不就干脆出去。要是还想做事，不少工厂都在迁台，我也会去看看。那地方是小，但毕竟太平。”

    我摇头叹道：“美国我是不会去了。当年去了，又回来，自是天命。回来了，终老家乡不也很好？我们四川人最是故土难离的。都到这岁数了，飘不动了。”

    俞先生见说不动我，便垂下头，放低了声音：“慰慈老弟，我这可是心里话。说实在的，我现在坐在交通部长这位子上，本来不应该讲这些的，可是咱们毕竟是三十年的老友，你就听我一句吧。”

    他顿了顿，又喝了一大口茶，仿佛是在寻找着能说动我的话：“我估计不差的话，也就是一两个月之间，江北就都会姓共了。”

    我没想到他会如此坦诚，便问道：“报上前不久还在报道徐东大捷，怎么这么快就败了？”

    “嘿，徐东大捷。这事别人说不得，我可是说得。我前两天刚从徐蚌前线回来。唉，不看不知道，看了才知道什么叫兵败如山倒。”

    “国军几十万人从徐州撤出来，结果在半路上又让人家围住，给养全都断了。”

    “总统天天接着告急的电报。他开始觉着没事，我们还有空军。今年夏天苏俄把柏林给围了，英美空军就是靠空投维持着几十万人，一天里几千吨的物资都运过。总统就命令往徐蚌前线空投给养。”

    “可是投了一个星期，前线还是告急，说是马上就要断粮。他也是没办法了，就想起我这个交通部长，让我去查查到底问题出在哪儿。”

    “其实不问我也知道，无外乎十吨的物资，没上飞机就只剩了三吨，然后胡乱找个地方扔下去了事。总统既然信任我，我就亲自飞过去。”

    “几十万人在下面，看得真真切切的。一有飞机过来，便见着黑压压的人往一起涌，心里真不是滋味。以前飞机过来空投，不敢低飞，怕被共军打下去，老远地一扔了事，投到共军那边的也不少。我叫他们在国军阵地上方小半径地盘旋，降到八百米再投。总算是解个燃眉之急。”

    “投完了物资，飞行员急着就要往回飞。我不让，告诉他们要去看共军的阵地。这回他们是打死也不敢，说是共军现在也有机枪和高射炮，以前就有飞机被打下去。”

    “他们推三阻四，后来我也急了，说是总统的密令，让我侦察敌情。”

    “他们见是拗不过，就答应先把高度拉上去，到共军的后方再低飞。”

    “这一看不要紧，真是触目惊心，我也真是服了他们了。那天能见度很好，战场上已经落了雪，白茫茫的一片，周围几十里都看得清楚。”

    “过了共军阵地有个十几里，就见下面有那么一条黑线，长长的，看着像是路，但又似是在动。我就叫飞机往下降，看个究竟。”

    “到了五百米左右，飞行员实在是不敢再降了。这个距离，就算是挺步枪也能打着我们。在那个高度也能看清楚，底下哪是路啊，是成群结队的挑夫和独轮车。车上满满地一麻袋一麻袋的，看不清装的是什么。我让飞机跟着这队伍，不多久就能看见前方天际，这黑线笔直地往共军阵地里去了。”

    “是给共军送粮食的？”我问道。

    俞先生无限怅惘地道：“可不是嘛。”

    “离着共军的阵地越来越近，飞行员请示我还要不要往前飞。那时我也没心思再看了，便命令返航。我心里算了一下，那一条队就有至少二十里长，队里怎么也得有个两三万人，一个人若是推个一百斤，便是一千吨。我就算把手头的飞机都派去也跟不上这速度。”

    说到这儿，俞先生默然了。

    “这怕就是民心向背了吧。大维兄，你准备如何呢？”

    他听了这话，猛地抬头，不大的眼睛里射出了精光，让我也一凛。

    “老李，你不是给那边当说客的吧？”

    我此时虽心里也有些紧张，但不知怎地，平日的拙嘴却变得不依不饶：“还用我当说客。你自己不也说是服了他们？”

    他点点头，又回归了平日的和缓，低声道：“老李，咱们朋友归朋友，国事归国事。我跟你说，我和傅孟真、胡适之是一个心思，我们都不入国民党。国共的党派之争，我们也不过问。”

    “可总统是行宪国大依据宪法选出来的，我这个交通部长也是行政院依法任命的。我当的是中华民国的部长，也并非是国民党的部长。党派荣辱我可以不管，但国家的法统我是宣过誓效忠的，无论如何是不能叛变的。”

    他顿了顿，又接着说道：“老李，我劝你还是远离政治。这些事你搞不懂的，到头来还是自己吃苦头。”

    若是往日，我便也认了自己政治上的幼稚，可那天不知怎的，也许是预料到可能从此天各一方，便又争了一句：“大维兄，政治上你自然比我老练。要说咱们一起留洋，好歹也是一路人，可是最近我就在琢磨这事，却是怎么也想不通。”

    “你看看这届政府，就说行政院吧，从翁院长、到孙院长，你大维兄，还有王世杰，杭立武。这么一数，十几个留洋的博士，比杜鲁门总统的内阁都多几倍，怎么就败到这一步呢？”

    “老李，你不是想说最无一用是书生吧。其实说就说吧。唉，我们这些书生也谬得总统的信任了。最可恨的就是这金圆券。王岫庐

    本来就是个杂家，对经济也是外行，却担个经济部长。前两天我见他还赶着这当口去美国。我劝他，金圆券吃紧，此时去美不妥。可他还强嘴，说没事。”

    “我们这些书生，是斗不过共产党。但有一节，气节不可失，明知不可为也要为，这便是书生本色。我们决不会像那些临阵变节的将军。所谓‘各顾妻子，挟持私虑’安在他们头上是一点不错。我是曾文正公之后，说来惭愧，不可能建成他那样的功业了。”

    我摇摇头，叹道：“大维兄，我二十几年前回到乡下，维持着家里的几口盐井，现在想想那段日子，真是明白了很多。”

    “刚回乡下，连怎么跟盐工说话都忘了，满脑子冒的都是英文。这二十多年我就一直想改，也一直试着在改，可终究是改不过来了。现在我脑子里就想着咱们说的话、做的事跟老百姓离得太远了。”

    俞先生没有作答，只是盯着手中的茶杯。

    我站起身，伸出手道：“大维兄，就此别过吧。”

    他见我去意已决，便道：“老李，有些事儿，我管不了，你也管不了。只能各自珍重了。你若改变主意，只要是飞机还飞，我一定把你接出来。”

    第二天，我便怀揣着俞先生的信去了美国使馆。门口站岗的海军陆战队员，听着我的波士顿口音，也觉新奇，便忙着把信递了进去，并让我在门厅等候。过了约莫有一个钟点的时间，一位带着黑边眼睛的中年中国男子走了进来。

    他伸出手，操着一口端正的京腔，言道：“李先生吗？弊姓傅，傅泾波，我是司徒大使的私人顾问。”

    这傅先生的名头，我之前也有所耳闻，不想在此处相遇。

    “俞部长给司徒大使的信，大使阁下看到了吗？”我小心地问道。

    傅先生扶了扶眼镜，似是不知从何说起，便叫人上茶。我自是着急，哪有心品茶，忙着催道：“傅先生，此事关乎一个美国公民的生死，难道大使阁下也不愿管？”

    “李先生，您先喝茶。大使先生今天不在，不过我和他通过电话，信里的事也和他讲了。他说多年前与白牧师便有过交往。日据时期，他们被软禁的地方离着不远，也见过面。这样的交情，若是能帮上的忙，自然会帮。”

    我听着这话，似是那扇背后有光明的门又被推开了不少，便忙问道：

    “美国使馆准备如何干涉？现今没有领事裁判权了，可至少得过问一下司法的程序？就算不能放了她，至少不能让他们用刑。”

    傅先生端起手中的茶杯，抿了一口，犹豫片刻，便又放下：“李先生，据实讲吧，这事美国使馆也帮不上忙。”

    他见我似是没有明白，便接着道：“若是美国公民的事，大使先生无论如何也会管的。就像您说的，治外法权民国三十二年美国政府就放弃了，可向美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和协助自然是一定的。可我们查了资料，您说的白莎小姐不是美国公民。”

    我听着他的话，觉着必定是误会，便道：“她生在波士顿，她的出生证明，她的美国护照我都是看过的，肯定是美国公民。不会有错的。你们怎么能这么仓促地下决断，总得各方求证才可。”

    傅先生摇摇头：“李先生，您说的这也不错。一般情况下，我们总是会查证的。可这个案子，却是例外，也不需要回美国取证。您可能不知道，白莎小姐三年前便在当时的重庆美国大使馆宣誓放弃美国国籍了。”

    此时我心绪已乱，脸上尽是迷茫，只记着傅先生从公文夹中取出一张纸，放在我面前。

    “您看，这记录得很清楚。这几年，在中国宣誓放弃美国国籍的就这么一例，大家都记得。上面写着，1946年5月，本人因与中国公民结婚，自愿放弃美国国籍。”

    那天真是不知怎样离开了西康路，怎样回到了交通部的招待所。没了这最后的救命稻草，我是眼已盲了，前面尽是无边的黑暗。心里明白了白莎终究是会遭不测，却还是不愿立刻放弃希望。

    我苦撑着颜面，也不断地让德诚从重庆汇钱来接济，找些以往在重庆曾有过瓜葛或是一面之交的在政府做事的拜过去。眼看着年关已到，却是少有人敢于问津如此棘手之事。

    谁知到了四九年的元旦，又是一个始料未及的事件。这年的新年文告中，老蒋提出了愿与共产党和谈，还说个人的进退出处，决不缅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

    正如俞先生所云，我这人于政治是极幼稚的，如此明白的文告在我看却是语焉不详。左右想来，却也只有俞先生能帮忙释读。可上次既己决绝离去，便又横不下心，再去见他。最终只得修书一封，派人送去。

    俞先生的复信，大意是说江北大势已去，国府意在和谈而保半壁江山。近日将向对方示好，以图为谈判创造诚意。和谈期间，社会贤达或可居中调停，向国府高层进言。此事可与我有旧交的张表方老相商云云。

    到了腊月二十三，总统下野的文告终是发了。第二天，果真如俞先生所料，李宗仁代总统发表文告，要“以高度诚意与最大努力，谋取和平实现，凡有碍人民自由及不合民主原则之法令与行动，悉即分别撤销或停止”。虽是情形不明，总算又看见几丝光明。在南京又住了几天，却是再也理不出什么头绪。国府的政要们都如无头苍蝇般往着四面去了。

    到腊月二十六那天，我便去了上海。此前打听出表老在虹桥疗养院养病，我本觉着此时去叨扰病人于心不忍。但毕竟是生死大事，也顾不得这许多，第二天一大早便找了去。

    表老一身病号睡服，可看过去却是精神颇好。他握着我的手笑道：“慰慈，这可不像你呀，这可是入虎穴呀。”

    见我不明他所指，表老拉着我的手坐下，接着道：“慰慈，我这哪是养病，这是当局把我软禁在这儿，怕我北上参加新政协。”

    听着这话，我也是一惊，问道：“我在南京不是听说国府可能要和共产党和谈，会倚仗社会贤达，怎么还把您圈起来。”

    “哼，都是说词。我跟你讲，慰慈，老蒋这就是缓兵之计。他自己不行了，把李德龄推出来收拾残局。”

    我将白莎的事情告诉了表老，他听着也是满面愁容。“真是个好孩子。慰慈，这事不好办，想你也知道了。歌乐山也关了咱们民盟的盟员，也是有去无回。保出来，唉！”。他摇摇头，默然捋着长髯。

    “这事急不得。李德龄说要释放政治犯，估计也是虚晃一枪，不过近日怕是还没有危险。听说张岳军

    可能要主政西南。他毕竟是咱们四川人，我的话他还是听得进去。若是他去重庆，我便和他说说，好歹也给他自己积点德，留条后路。”

    “不过，”表老停顿片刻，挑起了眉毛：“放出来怕是不容易。民盟的人也许能救出来，若是被认定了是共产党，就是张岳军也无能为力。唉，我试试，至少让你们能见上一面。”

    “慰慈，你自己有何打算？”

    我苦笑道：“表老，这阵子好多人都问这话。怎么打算。”

    “是呀，慰慈，国运到了历史关头，每个人也都得定下何去何从！”

    “我那老同学俞部长劝我躲开，去香港、美国或是到台湾。”

    表老捋髯问道：“那你怎么想？”

    “美国三十年前我去过，还是回来了。都快五十的人了，我不愿再背井离乡了，就在自流井待着吧。”

    “慰慈，你还记得我之前劝你的话？”

    我点点头道，“您劝我出来做事。可是我都到这岁数了，除了熬盐，旁的也不会，还能做什么？”

    “哈，慰慈，我长你二十多岁还没想着隐居。现在国家选了自己的命运，一切都会变。仗再打个一年半载总是会完的。之后百废待兴，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我摇头叹道：“那天我去见俞部长，觉着是不欢而散。我们这帮人，留了洋，却是把中国话都快忘了。我们这半辈子算是毁了，毁了自己，怕是也毁了国家。”

    “慰慈，你这样便是太消极了。依我看，你未来还是大有所为。要是想回去四川也好，保护好桑梓。”

    他示意我贴近，压低声音道：“你自己也要小心，特别是白莎的事。等我消息，切莫太急切了，小心他们困兽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