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算充足。)。
外国人评论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现代人是不是如此东方不敢评论,但至少信仰三纲五常,重视社会现实,豁然发现如此巨大财富的同时,钱邦芑难以掩饰内心的机动,眨着眼睛道:“周经历,这,这,话虽如此,但除此之外,民众对胥吏颇为痛恨,现在设立乡公所,派出这样多胥吏,如果这些胥吏在地方上横征暴敛,欺压老百姓,如此如何是好?”
周正嘴角上扬,连番解释。各个场口施行场长(乡长)负责制,若胥吏为非作歹做出不法勾当,不但会收到制裁,负责乡长也会被追究责任。
在古代地方施行官绅共治,地方乡绅充分参与地方事务,大小事务多需要与乡绅商议然后执行。
除了乡绅制度之外,古代还施行三老制度,在过去各个朝代都施行三老制度,特别是在汉代,规定每乡需选择一名乡老,每县需在乡老中间选择三名县老以对官员进行监督。(《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刘邦规定三老两个条件,即50岁以上,能率众,就是说他们在当地较大的地域范围内对民众要有号召力。)
在明朝初年地方三老甚至可以将贪渎知县捆绑到京城给皇帝治罪,地方官员不能阻拦。
大人正考虑强化这种官绅共治结构与乡中三老制度,准备推出议会制,各乡推举一个议员,每县建立一个议会,以对官吏进行监督。
官绅共治、乡老制度是古代官员的神主牌坊,任何人也不敢非议,现在听准备加强官绅共治,加强乡老制度,两人竖起耳朵想知道一个究竟。
如何加强,当然就是前世的议会制度,由成年男丁选举产生,在任期内对官吏、政策落实,财政开支等方面进行监督。
当然名义上是加强官绅共治与乡老传统,任职以来看到地方上强大的官绅共治与乡老传统,杨麟常常扪心自问,难道真的如同轮子所说的那样,中国古代没有民主传统吗?套用一种时髦的说法,如果官绅共治传统,乡老传统不是民主传统,那什么是民主传统?
正如一些轮子睁眼说瞎话,说中国古代没有政治献金一样。他们纠结于名词,而不探讨实质,实际上中国古代有政治献金的。
正如最初所说那样,官员正式上任,官员离任,一些人组织接风宴,送别宴,送上程仪,这不是古代的政治献金,什么是政治献金?
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在考中进士回家休息一年,通过拜各个会社,参加各种宴会,一年时间捞了三千多两纹银,这些都有记载,这不是曾圣人所受的政治献金是什么?
正如政治献金一样,古代也有民主,千里之外为官,身边除了两个长随,事事需要与身边书吏、衙役写上,要征收官绅意见,要受乡老监督,这不是民主什么是民主?
在汉人朝代,若那个官员如同蛮清皇帝那样跋扈,在洪武年间大概会被乡老捆送京师的命。
在搞清楚古代治理结构之后,再与现代治理结构以对照,东方一面暗骂轮子害人,一面惊喜的发现通往民主自由文明的道路,那就是以官绅、乡老传统为名选用有才(乡绅)有德(乡老)的人才组成议会。
钱邦芑虽然感到不妥,但现在兵荒马乱的,杨麟以维护地方安定为名,以加强官员监督为名,如此要反对也颇为不易。
除了乡绅会议(乡老绅士简称),钱邦芑明显发现其他变化,如税赋征收从户房分离出来,户房主要从事人口、土地、商铺等方面登记工作,与赈灾一些民事工作,变成现在工商总局或者民政局这样一个部门。
各县成立厘金房,负责地方商赋、田赋、丁赋与关赋的征收。
各县基本上将帐房、库房合并成立度支房,度支房不仅仅管理钱财,而且还包括各县粮食、兵器储备,而库房只是负责其中具体事务。
各地驿站铺房都承包出去,由驿使或书吏管辖,实现自负盈亏。
各县一般包括知县、县丞、主薄、典吏等官员,其中主薄多为知县长随或者幕僚担任,负责衙门人员、文书管理。
县丞一般主管厘金房、度支房两大要害部门。
而负责缉盗的典吏多为义勇军退役人员或者义军将领出任。
钱邦芑倒吸一口气,这是改编朝廷制度,不论好坏,难怪前任知府史谨宸反对。
怀着复杂心情,大家一起盘算着,两人对新政成效虽都颇为推崇,但又担心改变祖制,将来恐引起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