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拉满满的一牛车来,哪有啊。
后来那袖章上的子也多了,在“红卫兵”三个字的上面加了“毛泽东思想”五个小字。
再后来带红袖章的人越来越多了,不光是学生了,还有穿了劳动服的工人。那袖章上的字也不仅限于“红卫兵”了,有“战斗队”“造反团”“造反兵团”“造反司令部”“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名字越来越长,级别越来越高。
就连我们村的春枝、春莲和常青也戴上了红袖章,我摸了摸,看了看,上写:毛泽东思想红艺战斗队。
我很羡慕,她们说:“你太小了,到公社去演节目,需要背上背包,走很远的路,你吃不了这苦的。”
我说:“那常青咋不用背背包呢。”
她们说:“常青晚上和我们伙睡,你咋和我们伙睡呀?”
“奥......”我低下头无语了。
我看着她们被夕阳洒红的背影,蹦蹦跳跳的远去,直到消失。我惆怅地站在那里,直到脚下的影子伸的好长好长。
我回家求姐姐,想让姐姐帮我说说。
“闹那干啥,”
仿佛在雨天的路上,姐姐突然撤去了为我举在头顶的花布衫。
“有些话我现在不能跟你说,你相信姐姐不?”
又要为我搭上那件花布衫,并让我举起一只手来抓住一只角。
“信,我就相信姐姐。”我言不由衷的说。
“好,姐姐有些话不能跟你直说,你听姐姐的准没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别的少掺和。”
正说着,姥爷抱了一堆红皮的书回来了。
“来啦,红宝书,一人一本。”姥爷把书放在炕上说道。
“姥爷,你被骗了,少一本。”我数了三遍,急着嚷道。
“对的唻,四本。”姥爷揉揉我的后脑勺,说道。
“没你的,”姐姐笑了笑,脸上现出幸灾乐祸的模样。
“凭啥?”
“你的户口不在这儿。”
“那把我的户口也弄来,不就得啦。”
“就为这,把你的城市户变成农村户?傻不傻你。”姐姐把一本书甩到炕上,回手揪住了我的耳朵说道。
真是太爱红宝书了,太专心了,这次又没防住。
唉,反正这俩耳朵,一个是妈妈的,另一个归了姐姐。
二歪子红光满面地从县里回来了,这次去了有一个礼拜,说是去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其实也就是混吃混喝去了,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都不会背,总是说争取胜利,把去丢了,没有去,你还怎么争取胜利。
最近这一年来,总是开会,不是公社,就是县里,有时还到外地学习,参观。把个二歪子养的油光瓦亮的,也像“地道战”里敲钟的高老忠那样,把一条印着大红“奖”字的白毛巾罩在头上,还故意把那个大红的奖字吊在脸上。
上衣也换成制服了,一边兜里装着红宝书,另一边兜里装着笔记本,在扉页上都是印着大红的“奖”字。
由于母猪肚子太大,制服裤子提不上去,无奈,只好把他爹留下的最后一条裤子穿上,可能是怕把虱子掉在人家的地毯上吧,还特意用鞋带将两个裤腿扎了起来,穿了一双他爹当年从鬼子兵尸体上,脱下来的翻毛皮鞋,呱唧呱唧的很响亮。
可怎么看也不像是高老忠,倒像是“地雷战”里偷地雷的鬼子渡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