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自认为熟知胡文海做事风格的人,不由得目瞪口呆。怎么一向闷声发大财的胡文海,竟然就这么甘心被鲁冠球利用了?
是的,鲁冠球有着自己的私心。
1988年,可以说是中国的资本元年。之前只是为了生存、为了吃上一口饱饭,而自发成长起来的非国营企业,如今已经不再甘心于将自己寄托在公有制体制之下了。
在吃饱穿暖之后,非公企业的所有者们,开始奢望起要为自己“拿到一张出生证明”。
简单的说,就是要将手里企业的产权明晰起来。朕打下来的江山,总不能就在未来某一天,被官僚们一纸公文就这么收走吧?
随着资产的迅速增加,新中国的第一批资本家们,开始被巨大的不安所笼罩了起来。
鲁冠球的万向节厂,邓绍深的万宝家电,四通公司的万润南,还有更多因为财富感到不安的人,寻求着改变这个世界的努力。
历史上,鲁冠球将自己的企业悄然送了一半的股份给当地政府,这才算是勉强披上了一层保护伞。邓绍深顶着妖都政府的压力,想要从体改委走迂回路线,结果却被打成了外逃的“贪污犯”。万润南抛出了四通公司“非国有、非私人”的论调,结果同样是被按上了一个“出逃”的罪名,不得不抛弃自己一手创建的四通公司。
为了这一个所谓的股份制“出生证明”,实在是有太多时代的风云儿们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股份制对于这个时代的中国非公企业经营者来说,便是普罗米修斯的火种,是为之前赴后继的阶级自觉,便如同旧社会农民对田地一般的渴望。
鲁冠球的私心,便在于只要推动了国企的股份制改革,那么非公企业自然就同样有了股份制的基础。
打着国企股份制的大旗,根子上其实是非公企业经营者资本意识的觉醒。
他的这点小心思,对在座的各位领导和学者们,并不难猜。
可是谁也没有猜到,已经上岸的胡文海竟然回头趟了这滩浑水。
新科集团的私企性质毋庸置疑,是特殊时期、重大贡献,有中央领导背书的特殊情况。中国北方天空中的保护伞,只要不造反,这就是大义!
就像苏联也有红色资本家哈默一样,胡文海和新科集团的特殊性,让他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和制度,打着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旗号,新科集团的私企性质是谁也不敢质疑的。
就好像高考的时候,别的学生头悬梁、锥刺股,可胡文海却早就已经被保送了清北大学。
这时候哪怕是要教育部抽了疯,减少各省省内大学录取数量,和你保送的胡文海又有什么关系呢?
偏偏是可以稳坐钓鱼台的胡文海,不仅心甘情愿被鲁冠球利用,如今更是亲自下场了!
好些人对此感到莫名所以,你胡文海不是被鲁冠球真的灌迷汤给忽悠瘸了吧?
当然,这个年代,还没有“忽悠瘸了”的这个说法。不过这并不影响,大家看向胡文海那奇怪的眼神。
可胡文海却丝毫没有站在岸上的自觉,他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口水,然后接着侃侃而谈。
“绣城国企虽然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革,但至少政企分离是已经实现了的。国企系统内的领导,是根据专业、业绩和任职经历,结合多方意见进行选派的。企业领导没有行政级别,其身份仅是企业的经营者。工业局并不直接干涉企业运行,而是以绣城工业集团的企业所有者身份,对集团下属企业进行调控和制导。绣城重工集团、绣城电子计算机公司等企业,实际上便是隶属于绣城工业集团,而绣城工业集团的管理层实际上也是各下属集团的管理者。在绣城工业集团层面上,是实现了股份制功能的。”
“绣城国企改革是全方面的,既有管理模式的改革,也有其他方面的改革。诸如绣城人力资源公司,既打破了工人的铁饭碗,也为失业工人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绣城劳动服务公司,和劳动保障公司、百货公司,在经营日用品方面形成了系统内的良性竞争。绣城电子计算机公司前后合并了九家绣城的电子类企业,不仅整合了资源,更锻炼出了国内第一梯队的经营队伍。”
“绣城国企的改革,带来了绣城今日经济迅速发展的成果。而如今绣城经济的迅速发展,不仅有国营企业的贡献,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的贡献,同样不容忽视。至少新科集团的发展壮大,说明了私营企业在创造财富的能力上,绝对不会比国营企业来的稍差半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