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亦的粮研所之行,收获满满,也累的一塌糊涂。
沈明来直接编写了一段三字经,“六月天,大中午,在稻田,来插秧,真要命,幸好有,半月粉。”
因为时间的关系,苏亦并没有麻烦钱咏文带他过去华农拜访梁家勉教授。
虽然粮研所就在华农附近,但苏亦还是婉拒了钱咏文的提议。
他想认识梁家勉教授,但却不愿意通过钱咏文的关系,毕竟,他现在是跟杨式挺学习,于情于理都应该通过杨老师的关系而非一面之缘的钱咏文。
当然,钱咏文的好意却不能忘,所以,当天下午,苏亦又拉着沈明继续在稻田里面插秧了。
代价就是包圆沈明半个月的肠粉。
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沈明的“三字经”。
去了一趟粮研所,又拜访了省博一些老师之后,苏亦的石峡稻遗迹相关论文终于可以动笔了。
粗稿完成之后,苏亦又去找杨式挺等对方点评。
“你之前给我的论文大纲,主要提到两点,第一是石峡栽培稻遗迹的发现和鉴定。而第二点则是从石质农具和栽培稻推测当时的农业发展阶段。第一部分,你的数据很详细,但第二部分,就显得有些单薄,石峡出土的农具方面你还要下一番功夫。”
“咱们做考古的,研究稻作起源,并不是简单的研究而是古为今用,要通过栽培稻遗迹去推测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发展阶段,要知道,你是学考古学的,而非稻作学,咱们可以从考古的角度去追溯稻作起源,却不可能忽略考古的发现,不能本末倒置,这一点,你需要去观看一下郭老主编的中国史稿。”
“除此之外,就是石峡稻遗迹的发现意义。这一点,你总结的挺好,我就不赘述了,主要还是第二部分,你需要补足一些资料,这一点,你去找老吴,他可以帮你,我这段时间需要处理佛山河宕遗址的发掘工作,所以,可能没时间兼顾你这边,希望你有一个心理准备,同样,你论文完成之后,可能要跟我一起去河宕遗址的工地了。”
有了这样一通点评,苏亦只好继续修改论文了。
然后继续翻看郭老的中国史稿,76年的时候,这书出了第一版。
《中国史稿》是郭老主编,而非郭老亲自撰写。
撰写者主要是社科院历史所的专家。
六十年代的时候,这本书在编着过程中,存在了不少的争议。
就曾经出现过郭老抄袭北大邹恒讲义的争议。
这件事涉及到不少人。
其中就包括实际负责主编尹哒。
主要是编写组的人,招呼不打一声就直接把邹先生二十多万的讲义拿过来用,然后什么引用说明都没有,甚至也不跟北大这边打招呼,也没有联系邹先生本人。
邹先生得知此事后就找时任北大副校长兼任历史系主任翦老。
当时,翦老去找时任北大校长陆平。
最后事情就传到郭老的耳中,郭老追责,当时,中科院历史所的人就过来北大道歉了。
只是,最后这事也不了了之。
没法子,因为十年来了。
除此之外,《中国史稿》这书还有一个大的争议,就是在中国古史分期上,直接采用了郭老的观点。
也就是中学历史课本里面说的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发展阶段。
把夏朝的建立,当作是是奴隶制社会开始的标志,从战国初年(公元前475年)到1840年,是封建社会时期。
郭老的古史分期一直在学界就存在着争议。
不少学者,直接就提出来中国没有奴隶制时代。
不过,争议是争议。
主流学术观念依旧是这个。
同样,杨式挺让苏亦引用这本书的观点也是原始社会部分,这部分,是不存在争议的,就算有争议也很小。
苏亦放心用。
不过,杨式挺的告诫,也让苏亦关于栽培稻方面的资料收集告一段落。
他终究是学考古的,而非水稻学。
不过,石峡稻遗迹的发现意义是重大的。
填补了珠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栽培稻发现史上的空白。
所以丁颖教授在《中国水稻栽培学》,指出,“就江汉平原以至皖、苏、浙各地稻谷出土遗迹的分布情况看,当时长江流域的水稻栽培也似比之黄河流域更为普遍,其栽培时期也可能比黄河流域为早。但在珠江流域迄今还未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稻谷遗迹,这是今后应该注意发掘调查的。”
好巧,石峡稻遗迹的发现,就填补这个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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