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章 唐代密宗

    显然，对于苏亦听过自己的名讳，周一良多少有些意外。

    随即又释然。

    在北大，鲜少有没听过他名声狼藉的梁晓成员。所以，他才把注意力放在苏亦借阅的书籍上。

    没有错，苏亦借阅的就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也就是《西游记》的学术版。

    苏亦之所以借阅《大唐西域记》完全就是张光达教授推荐的结果。

    《大唐西域记》简称《西域记》，是记载唐僧玄奘西行取经的游记。

    《西域记》版本很多，我国收藏的版本，以敦煌唐写本（残本）、南宋安吉州资福寺刊本、南宋苏州碛砂延圣院刊本最为珍贵。明清时，亦有刻本多种。

    “为何不借阅原版？”见苏亦错愕，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周一良继续问。

    这就尴尬了。

    大佬版本的何不食肉糜。

    苏亦只能老实回答，“上课在通史课程的时候，因为想要了解西域史相关内容，张光达教授便推荐先我阅读《大唐西域记》，原版太难，看不懂。”

    苏亦确实借阅不是原版，以他现在的文献功底，还做不到这些。

    他借阅的是，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巽点校校本。

    周一良恍然，“该本经过点校者悉心整理，是当前最好的通行本，颇便初学者使用，你初次阅读，也算合适。”

    实际上，苏亦也不是第一次阅读《大唐西域记》，不过他之前看的是季羡林先生校对的版本。

    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季羡林等10多位学者共同整理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这些学者其中就包括张光达。

    难怪苏亦第一次听到张光达这个名字的时候，觉得有些莫名的熟悉，原来是在这里。

    等他借阅《西域记》的时候，他才想起来，曾经在后世季羡林版里面看到对方的名字。

    这个版本就牛了。

    可以说是博取中外之长，纵考古今之变，参阅了14种版本和11种参考书，吸收中外学者成果5百余种，是我国研究《西域记》的最新成果。该书注释名词，能追根寻源，广为诠解，突破了不少长期以来未获解决的问题。本书末附有参考书目、地图、索引，颇便读者进一步研究和查考。

    不过现在距离这本出版还有八年的时间，苏亦想看也没机会。

    实际上，我国最早研究《西域记》地理考证的专着是清末民初丁谦的《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

    最早对古代版本进行整理研究的是1964年向达辑成《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

    除了这两版外，还有1984年出版的，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

    这书可以说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本书作者、行程及其他内容的专着。

    除此之外，还有董志翘和芮传明两个版本。

    不过这两版本都是季羡林版本的扩充。

    比如，董的版本就是季的版本为工作底本，有题解、注释和译文。

    至于章巽、芮传明《大唐西域记导读》，巴蜀书社，芮传明《大唐西域记全译（详注）》，贵州人民出版社，光听名字就知道它们的特色。

    有题解、注释和译文，除了标点不太一样，其他的没啥区别。

    毕竟，西域记比较枯燥，是地理书，要对佛教遗址以及故事不感兴趣的话，这本书根本就看不下去，它毕竟不是吴承恩版《西游记》，实际上，《西游记》原本，很多人也看不懂。

    不过芮传明是章巽的学生，他本来就研究交通史，注释更详细。如果喜欢中西地理交通，看芮传明的版本，多少有点意思。

    苏亦现在借阅的这个版本就是章巽的点校本。

    虽然没有季羡林的经典，而且还是竖版，但对于目前阶段的苏亦来说，足够了。

    《西域记》本来就是一本枯燥的书，然而，看什么版本还涉及到文献学，光听这些版本目录，就足够让人头大。

    更不要说看。

    所以说文献学是一门极为枯燥的学科一点都不假。

    然而，当你沉浸其中，翻阅这些散发着纸质特有墨香的书籍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特别的充实感。

    尤其是，你经过特殊年代的冲击，经过那些动荡不安，颠沛流离的生活的时候，就知道在这个时间，有一个安静的书桌供自己读书是多么奢侈的事情。

    苏亦没有经历这些年代。

    但前世，三战北大的狼狈，让他珍惜每一个有可能读书的机会。

    然而，等周一良说完话要走的时候，苏亦突然福至心灵地来一句，“周先生，我读过您的《TantrisminChina》，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可以耽搁你一段时间吗？”

    这一下子，周一良望着苏亦，眸子闪过一道精光，随即暗淡下去，“你知道《TantrisminChina》？”

    苏亦解释，“是的，以前因为读西域佛教感兴趣，所以无意间看过您的文章。”

    TantrisminChina，音译中国的怛特罗教，而第一个把这段英文翻译成为中文的并非周一良本人而是复旦的钱文良教授，他翻译成为——唐代密宗。

    而此文乃是周先生的博士论文，1945年发表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刊物《哈佛亚洲学刊》第8卷第34号上(合刊，页241—332)。

    它在研究中国汉地密教发展史中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即使在今天依然可以说是此一领域之中难以避开的重要拓荒之作。

    如果不是对这个细分领域有研究的话，基本上听都没有听说过这个“词汇”。

    这论文有多重要，只需要用谷歌学术搜索来核实一下其引用数就一目了然。

    而且苏亦不能不承认，在某些领域之中，即使在此文发表数十年之后还有学界中的文章在炒周先生的冷饭，这不仅是在唐代密宗重要人物的考订上，也包括中晚唐制度史中诸多重要问题的阐述。

    故而复旦历史系钱文忠教授在九十年代将之迻译为汉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初版)，其译文清通可喜，实在是难能可贵，当然这也与周先生原文风格简练流畅有关，故少有复杂的句法与生僻词。

    不过并非说此文就容易翻译，因为周文本身利用了大量梵、巴、德、法、日语文献，而且牵涉到很多佛教与中古史学的艰深知识，所以这些对于译者而言就是一个相当严肃的学术挑战，因此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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