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大重灾区,历史系的乱是出了名的,然而,只要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都知道邓广铭先生的强势是出了名的,他声音爽朗,性情奔放。
在特殊的年代,确实需要他这种强有魄力的人上台。
比如,他上任之初,电话铃声一响,邓先生拿起电话来说:“我姓邓,邓XX的邓!“其实人家未必问起他“贵姓“,邓先生也要这样说话。
说多了,历史系的师生基本上都知道,为什么邓广铭先生会强调他这个邓是另外一个邓呢?
这是有原因的。
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另外一个邓表达的含义更重,也因为着春天要来了。
邓广铭说历史系只有两个人可以上课,这只是一个夸大的说法。
主要是说明,名教授凋零甚多,翦伯赞、向达、邵循正、齐思和、杨人楩、汪篯等六位名家几年之内先后故去,教师阵容大不如前。
事实上,北大肯定不只有两个老师在上课,比如,商鸿逵、许大龄先生都在开课;张光达、罗荣渠两位本是他欣赏的人,也开了课。
世界史方面,他没有外聘一人,都是本系的教师在开课。
因为张芝联这样的大牛坐镇,并没有如同中国史这边遭受到如此重创。
从校外请人讲课,应了一时之急,应无异议。
其实,就算是苏亦,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年代,邓广铭先生聘请的校外兼职教授授课的水平保持在相当的高度。
那个时候各校的历史系都在先后复课,像这样的阵容,可不是哪家都能拿出来的。
邓广铭先生以他在学界的人脉和号召力,让77级、78级学生见识到这些大家,平心而论,确属难得。
恢复如初原是全国的部署,这几位外聘讲课者所在的单位,拨乱反正随后也被提上日程,他们在北大讲了一阵,便陆续回到原单位去了。
邓先生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抢先一步,打了一个时间差,成就了此事。
不然,北大想要从地方挖人并非易事。
……
接下来的几天,苏亦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蹭课。
而且一天蹭好几个人的课程。
1978年的北大,是一个神奇的北大,很多课程都是同时开设。
比如说《中国通史》,就是同时开课的,除了张光达之外,还有从北师大聘请过来的兼职老师宁可也同时在开设《中国通史》。
不过两人开设的课程不一样,张光达的部分是隋唐史部分,而宁可开设的是宋元部分。
这样一来,北大历史系的学生要多酸爽就有酸爽。
嗯,此时的北师大还叫北师院,宁可之所以被邓广铭先生喊过来北大开课,主要还是北大缺人,北大名师不少,但是中年老师里少有能讲通史的。
不过,宁可以前读的是北大,跟汤用彤先生的儿子汤一介(北大哲学系老师)是同班同学。
早在48年的时候,邓广铭先生就当过宁可的老师,这也是为什么,邓广铭先生能从北师院把他请过来北大开课的原因。
而且,他讲授中国通史的时候,只讲授宋元部分。跟张光达的并不冲突。
苏亦对宁可不太熟悉。
然而,等去蹭课的时候,发现这位先生授课风格还挺有趣的。
跟一些只会照本宣科的老师不一样,这位先生很有些信手拈来,挥洒自如的风度。
时下的北大老师,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很能讲课,因为意识形态或者小心谨慎的关系,学术观点拘泥于主流意识形态,并不能肆意发挥,不像前世的一些教授,肆意张扬,天马行空,啥都敢讲啥都敢点评,甚至怼天怼天怼空气,一个研究哲学的还敢否定相对论。
但要论学问的功底还是很扎实。
功底扎实,对于时下的北大教员来说,并非每一个人都具备。
北大历史系也有一些混子。
混到何种程度呢?
苏亦在宿舍的时候,就经常听历史系的学生吐槽,北大历史系的滥竽充数的家伙太多了。
学问之差,令人发指。
77级刚入学的时候,系里有什么活动通告出来,都是写在一块小黑板上,由主事者自己去写,不过是时间、地点、事由等等,多不过百字,字体好坏不论,要命的是错别字。三个通知,就得出现一处,甚至一个通知里出现过两处。
这就尴尬了。
要知道写这些通告的,可是留校任教的老师,还在系里主持些事情。
当然,这绝不代表北大老中青之中青年教师的一般水平,这是一个很个别的事例,但留校的青年教师,水平跌到这个份上,多少也说明些问题。
除此之外,就是称谓问题。
用马世昌的话来说就是,“乱!”,这个乱是真乱,而且跟前面上的错别字问题不一样,称谓的乱,是普遍存在的。
因集体生活频繁,彼此如何相称,这是每人、每天都要遇到的事。且以邓广铭先生来说,在他出任系主任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直呼他为“老邓”。
在历史系师生同住的36楼里,一个长长的筒子楼楼道,一人在东,一人在西,东头高喊“老邓”,呼之者有六十岁的,也有三十岁的,呼声坦荡而自然,被呼的邓广铭先生倒也不很在意,应答一如平常。
堂堂北大啊?
搁前世,谁敢想有这一幕的发生。
不说别人,就算邓广铭先生,建国前,他就是胡适之的秘书,被称为胡适之留在祖国大陆的最后一位关门弟子。
在北大历史系的威望何其高?
结果,出了多少荒唐事。
就是在这种状态之下,学校找到了邓先生,请他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然而,凭借着邓广铭先生的威望,确实把历史系这个烂摊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比如,他被北师把宁可先生挖过来讲《中国通史》就是其中一个举措之一。
实际上,除宁可之外,邓广铭先生还挖了蔡美彪讲《辽金元史》,蔡美彪本科南开毕业,然后研究生是在北大文研所读的,不过,52年的时候,北大文研所中科院接收,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就搬进了原文研所驻地,蔡美彪就一直留在社科院历史所,五十年代的时候还曾经跟随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范文澜过世之后,就由他来主持编写。
所以,这也是一个厉害的人物。
他讲授的《辽金元史》,说实话,苏亦没怎么关注过,他这些历史的了解,仅限于在查辽上京、元大都这些遗址考古的时候,才去翻看相关史料。
所以,在蹭课的时候,苏亦也听得津津有味。
蹭课之后,苏亦才知道,蒙元史及其文字研究才是蔡美彪的专长。
尤其是八思巴字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
这位先生,似乎也听过苏亦在历史系新生见面会提出来的曰本东洋史,“蒙满回藏鲜之学”,所以,当他发现苏亦在课堂上之后,还频频把苏亦喊出来回答问题。
常常弄得苏亦尴尬不已。
他对这些玩意,哪里有啥研究的。
好在,出洋相的时候,苏亦也不第一次出了,之前跟周一良先生谈论曰本史的时候,就洋相百出。
当然,蔡美彪也不为难苏亦,下课的时候,还告诫苏亦如果对蒙元历史感兴趣的话,可以研究八思巴字,而且,还对苏亦说,“你在这个方面很有天赋的,具有古文字基础,又是考古学出身,肯定对金石历史不陌生,如果稍微花点时间来学蒙语的话,入门肯定比一般的学生要快。”
读了历史系之后,才明白语言的重要性。
宿白先生让他学习日语,周一良先生让他学日语,甚至,英语、法语都要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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