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周雅琴点了点头,“也是,不过你也不要伤心,一会就跟我们一起备考吧,到时候你报考咱们中大,梁教授肯定会要你的。”
“是的,我今天过来找梁教授为了这事。”
“完蛋了,苏亦你天才的形象在我的心理已经崩塌了。”
说着,这姑娘满是唉声叹气,直呼可惜。
白槿看不下去了,“行了,雅琴,他在逗你玩呢!”
扑哧!
周雅琴却笑起来,“我知道啊,我也是在跟这傻子逗闷子呢!”
“哈哈哈哈!”
沈明跟吴宗麟捧腹大笑。
白槿捂着自己的肚子。
苏亦捂脸,原来傻子是自己。
……
中大西北区,永芳堂后面的红楼群。
这里面,是以前岭南大学中国教师宿舍,还有个极为响亮的名字“模范村”。
据《岭南大观》1917年11月刊记载,“故本校于西北隅特建两模范村屋,用银不过千余元。而屋有两层,上为宿所露台,下则客堂、膳室、厨所、储藏室皆具。屋外留地数弓,花圃菜畦,随意开辟。将来拟建十室为一列,屋之距离各数丈,名曰模范村。”
52年,教会大学改造并入中大之后,模范村的建筑成为中大教授的住宅区。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大修建了大量的教师住宅区之后,住在模范村的教授才陆续搬走。
其实,上面的话,说的比较好听。
真实情况是,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这里曾划拨为工人宿舍,人们称之为“工人村”。
由于房屋空间有限,家家户户都随意进行改建,甚至将园子圈起来养猪、养鸭,模范村也渐渐成为一座“大杂院”。
直到房改政策落实之后,这里才改作科研单位的办公用房。
此时,梁钊韬教授也住在这里。
苏亦是第一次过来这边,见到模范村的“乱象”满是感慨,谁能够想到前世,隐藏在郁郁葱葱树荫下,红砖绿瓦,充满古朴简约之美感的红楼群,在这个年代,会是这样一种状况。
不过一想到他老爸老妈在美院的筒子楼单间,他也就释然了。
苏亦跟梁钊韬教授的关系,跟其他人不一样。
是他爸妈知道他要报考去年的考古学研究生,才托人找关系联系上梁教授的。
梁教授惜才,非常欢迎他报考中大。
奈何,苏亦太有主见了,非要选择北大,梁教授也不计前,北大复试不通过,中大也愿意要他。
奈何,苏亦还是考上了北大。
就算如此,梁教授对他也非常关心,这不,之前在河宕遗址,对方一再惋惜,没能及时把他留在中大。
本来这一次,爸妈是打算一起过来拜访梁教授的,被苏亦拒绝了。
相比较跟考古行业啥都不沾边的老爸老妈,苏亦觉得沈明还有吴宗麟三人更加合适,因为他们都是梁教授的学生。
当苏亦他们五人拎着水果上楼拜访的时候,却发现梁教授寓所里面有客人。
而且,吴宗麟他们也都认识。
纷纷打招呼。
“梁先生、杨老师、陈老师新年好。”
这下就热闹了。
相互介绍之后,苏亦才知道这两位客人都是中大历史系的老师,而且都是梁教授60年代的研究生,恢复高考之后,纷纷被挖回中大。
其中,杨老师名叫杨鹤书。
1963年考入中大,成为梁钊韬教授的研究生。
1966年毕业以后,杨鹤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任见习研究员。
这些年,导师粱钊韬却希望其回来。
于是,1977年5月,杨鹤书回广州博物馆工作,1978年7月起,才到中大任讲师。
而陈老师则叫陈启新,跟杨鹤书一样,都是梁钊韬的研究生。
1977年7月17日,他接到梁钊韬先生来函,征求他的意见是否愿意回母校工作。
为了把他调回中大当老师,梁钊韬教授可以说是大费周章。
他是恢复高考之后,梁钊韬教授才打算调他回中大教书。
结果,他当时已经是单位的业务骨干了。
当时,单位根本就不放人。
为加快他的调动步伐,梁钊韬先生不但给他写了十多封信,而且向学校和省领导写了报告。
到了最后,他所在的单位才同意上面分配一个本科生把他换回中大。
几经周折,陈启新于翌年秋调回中大历史系。
而梁钊韬教授之所以着急把自己两位爱徒调回中大,就是为了编写教材《中国民族学概论》。
跟让苏亦意外的是,这两位老师也都认识他。
其中,杨老师说,“上个月,我们到首都,原本梁先生还打算去北大看望你,结果,你们北大的李仰松先生说你去长春开会,不然,我们就能见到面了。”
这话让苏亦意外不已,“之前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大会在长春举行,我跟学校的高铭、邹恒两位先生参会,没想到跟梁先生你们错过了,太遗憾了。”
陈老师搭话,“苏亦,老师都在家里等你好一会了,你们再不来,老师都要给你们美院打电话了。”
梁钊韬笑,“别听你们两位师兄瞎说,是他们知道你今天过来,特意过来见你的。”
苏亦还没说话,周雅琴就说,“哇,苏亦你太有面子了,让陈老师跟杨老师特意过来见你。”
陈老师说,“就是想见一见,这位不当我们小师弟的天才是什么模样的。”
杨老师也说,“看是不是有三头六臂。”
汗!
尴尬了。
难不成这是审判大会?
怎么感觉有点像当初他拒绝苏秉琦先生的时候,俞老师见他的场面。
见到他抹汗的模样,屋内众人,纷纷大笑,气氛好不欢乐。
接下来就是闲聊。
苏亦也知道,梁钊韬先生跟两位师兄去首都所为何事。
杨老师说,“去年冬,梁先生与我和陈老师三人,带着准备好的编写民族学提纲,上京斟求意见。从11月20日到12月5日,共半个月时间,请社科院民族所和中央民院的学者开了几次座谈会。几十位专家听说我们要搞民族学,都心有余悸。”
这个时候,苏亦恰好在长春,也都差不多待半个月的时间,完美错过了。
至于为何要上京开座谈会,这就跟民族学在国内的尴尬状况有关了。
苏亦不陌生,可以说他很清楚民族学在1978年前为何会面临这么尴尬的状况。
毕竟,他前世读博的时候,研究的方向就是民族考古。
然而,他清楚,其他人却不清楚。
吴宗麟都好奇问为什么。
杨老师说,“老的还好点,中青年则更怕:有的说:‘我们不管什么民族学不民族学,我们就搞我们现在的东西。’(指其东北、内蒙、雪区等民族的研究。)有的甚至对我们说:‘我劝你们别去搞什么民族学,危险!解放后,谁搞出名堂来了,不是一个个都倒霉了吗?’”
这一出来,吴宗麟几人就更蒙圈了。
杨老师刚想继续说,梁先生就摆手,“先不要跟同学们说这些,这种事情,我们这些师长来处理就行了,同学们不需要过早介入这些问题。”
于是,杨老师也就没说了。
开始关系大家的学业。
这方面苏亦代劳,统一回答。
“他们四个都在准备考研。”
梁先生三人都满是诧异。
“可以啊,大家都很有冲劲嘛,要加油。”
就连梁钊韬望向沈明,也夸奖道,“小沈不错,都工作了,还打算继续深造,未来大有可为。”
还问他打算报哪位老师,如果没有联系好导师的话,他可以帮忙联系。
沈明欲言又止,最终认命了,含糊地说抱母校。
“嗯,学习方面要向苏亦看齐,报考志愿方面就不用了,不能再报北大了。”
梁先生的话说完,众人又是一阵哄笑。
这时,他又问苏亦,“听说你这段时间写了不少文章,有没有?”
苏亦认识说,“不是很多,只有三篇。之前写了一篇关于隋唐史的,对比一下唐武宗跟朗达玛灭佛之间的异同,算是课堂论文,王永兴先生帮忙投稿给《文史哲》;第二篇是写故宫学的,我现在故宫编辑部实习,负责院刊审核工作,恰好是院刊复刊后的第一辑,就刘北汜先生就把它刊登在上面;前段时间唐兰先生逝世了,高铭、周一良两位先生就让我写一篇关于唐兰先生学术史的文章,打算刊登在故宫院刊下一期,不过因为是季刊,还没有发表。”
陈老师疑惑,“怎么没有考古相关的啊?”
梁钊韬却说,“考古相关的文章,他在河宕遗址实习的时候,就写了两篇了。一篇发表在《文物》一篇发表在《考古》,研究生阶段,能够发那么多文章,放在一般人的身上都可以提前毕业了。”
两位老师恍然。
苏亦说,“我是碰巧,而且都是习作,不成体系,当不得真,佛教考古我只是初窥门径,水平差得很远。”
这些都是实话,他连石窟寺现场都没去过,没有参与考古调查发掘测量编写报告,连入门都不算,在佛教考古方面,他是新人菜鸟。
想提前毕业是不可能的。
梁钊韬笑道,“我想这个方面,宿白先生肯定是不担心的。也就你才研一,不然,他在把你放到外面去了。”
说着,他问,“小苏,你平时关注咱们国内民族学学术研究成果吗?”
苏亦回答,“关注,不过主要是关注西南民族方面的,确切来说,主要以云南为主。”
他只是随口一问,却没想到苏亦还真有所关注,不仅有些好奇,“都看过什么书或者文章。”
“乱看,不成系统,一开始是看顾颉刚的《中国疆域沿革史》,后来又看了他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及不少他关于暹罗更名与西南边疆危机的论述文章,以及一些顾颉刚跟傅斯年关于暹罗问题的争论文章。”
“再加上,我之前研究东洋史学,鸟居龙藏对湘西、贵州、云南、四川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内蒙古、东北少数民族,包括台湾高山族的调查资料也都看了一些,甚至,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发表的资料也看,但看得不是很细致。”
“杨志成先生的《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罗罗族巫师及其经典》也在看,主要是为了了解,不做深入分析,此外,江应梁先生的《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滇西僰夷的土司政治》《僰夷的家庭组织与婚姻制度》《摆夷的经济生活》《摆夷的生活文化》等论文和着作也都看,基本上都是囫囵吞枣的看一遍,都不太成系统。”
听到这话,杨老师跟陈老师哈哈大笑。
指着苏亦说,“你个小家伙,滑头得很。”
其他几人不明就里,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
吴宗麟傻傻地问,“两位老师,这里面有什么说头的吗?”
杨老师望着陈老师说,“老陈,要不,你来回答同学们的问题。”
陈老师笑着说,“苏亦说他看的书,不成系统,瞎看,其实不是的,他的看书的文献资料都很有体系的。几乎围绕着咱们中大师生对西南民族问题的研究成果来说的。”
“你们知道,抗战时期,广州沦陷,咱们中大曾经西迁到云南办学的历史吧?”
大家点头,中大人,肯定不会陌生。
西南联大西迁昆明的故事家喻户晓。
但中大西迁云南,从1939年3月到1940年8月,终于在云南澄江复课,这事,所知者甚少。
“估计这就是苏亦小子研究云南民族学的原因。”
“比如,他说顾颉刚先生,1927年,中大筹备成立史语所,由顾颉刚发起,并于同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俗学会。成立伊始,便出版了“西南民族专号”,在中国学术界第一次提出了“西南民族”的概念。”
“1928年,中大史语所正式成立,下设民俗学、人类学研究组。研究所成立伊始,就以‘对两粤和西南的民族进行研究,以直接观察方法进行实地调查’为目的,进行了几次重要的民族社会文化调查,甚至傅斯年还派史语所助理研究员黎光明往川边作民物学调查。”
“这个方面,都可以结合鸟居龙藏和1922年华西协和大学成立‘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来分析,前者是曰本学者,后者也是欧美学者为主,关于中国的民族问题,不能说外国人说了算,咱们国家也必须要有学者跟进。”
众人恍然。
没想到苏亦想那么多,还看了那么多资料。
接着陈老师又说,“至于杨志成先生是谁,不用我介绍了吧?”
当然,不用。
梁钊韬先生的研究生导师。
当年中大人类学部的负责人。
可以说,民国时期的中大人类学就是杨先生一手拉起来的。
陈老师接着说,“杨先生之前在云南的调查,直接被评价为中国最早的民族学的田野考察,中国人类学史上的成年礼仪等厚誉,他的作品是必读物。不过,因为历史的关系,你们很少有机会接触了,却没想到苏亦这小子,连杨先生的着作也没少看。”
“至于江应梁先生的文章也很重要,他的系列文章,可以说是中国民族学家按照学科规范在西南傣族地区进行的最早、最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民族志资料。”
说到这里,陈老师笑了,“你小子看了那么多民国时期的资料,梁先生的呢?你不会不看吧?”
众人哄笑。
都纷纷望向苏亦。
苏亦笑,“怎么可能,梁先生肯定是必读物啊,虽然没能全看,都能够收集到的资料,基本上都看了。”
两位老师来劲了。
“可以啊,都说说看,看你小子有没有糊弄人!”
苏亦当然没有糊弄,“梁先生的硕士论文《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我看了,还有当年先生在粤北八排瑶地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撰写论文《粤北乳源瑶民的宗教信仰》;在连阳上峒排瑶聚居区考察边政,写出《阳山县上峒边民社会》我也看了,甚至中《海南岛黎族社会史初步研究》我也都看过。”
“好家伙,苏亦你小子潜伏的很久啊。”
“对啊,完全就是有备而来,先生早期的文章几乎都看了。”
行家一看,就知道有没有。
本尊在这里。
苏亦哪里敢糊弄。
就连梁钊韬也没有想到他还真看过自己的文章。
有些好奇问道,“你看这些文章干什么?跟你所学完全不搭边啊。”
苏亦说,“主要是钦佩先生的学识,就想看一看。”
梁钊韬先生信他个鬼,“说实话!”
苏亦不好意思说,“我之前担心北大复试被刷掉,就想着好好看一下梁先生您的文章,万一有机会到中大复试,一问三不知就尴尬了。”
“哈哈哈哈!”
其他人哈哈大笑。
谁也没有想到他还打着这个主意。
梁钊韬哭笑不得,“我之前还觉得你这孩子心气高,看不上我们中大呢,没有想到我们还有这样的缘分,既然如此,你以后就继续研究吧,一会我给你列个书单,看完了,多写一些相关文章,我也可以帮你发表的,不一定要发山大的《文史哲》,我们中大的《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也是相当不错的。”
吓!
苏亦认怂,“梁先生,我就是瞎看的,当不得真。”
梁钊韬却道,“据我所知,你在北大当了不少老师的助教,涉略的方向也不少,那么多一个民族学也不打紧,未来,你可以继续研究民族考古嘛!”
于是,这事就这么说定了,根本就不给苏亦反悔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