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渝中学的修建非常顺利,当年十二月破土动工,三月份校舍建成,开始招生,初期招收新生300人,张伯苓先生任校长,喻传鉴先生任教务主任。老师们也早早到位,提前入住了西华小区,鲁西华专门让郭文安排了一栋楼留给南渝中学的教师居住。虽然现在只来了十几户,但是鲁西华相信随着战局的扩大,南开学校的南迁,这栋楼会住满这些点燃星星之火的勇士。
三十三岁的梁实秋先生此刻满脸的踌躇,怀里揣着张伯苓先生的介绍信,手里提着行李箱子,年老的父母、劳累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紧紧地依偎在自己的周围,站在码头上打量着这座陌生的城市。
今年十月份,周先生的逝世,结束了两人之间长达八年对垒似的论战,他那追寻文学自由性的思想在这个时代遭到束缚,他主张“文学无阶级”,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因而被周先生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昆仑也曾把他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而他自己只是在这乱世之中寻求一点生活真趣的的小蝴蝶。
梁先生是京师人,每年榆荚成雨时,梁家都要做榆钱糕,全家在院中分而食之,吃完仆人们请安道谢而退。一次,梁的哥哥心血来潮,吃完后走到祖母跟前,学着仆人的样子屈膝请安道:“谢谢您!”祖母勃然大怒,气得几乎昏厥过去。梁父无奈,只能取下马鞭,对哥哥家法伺候。虽然父亲的马鞭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却将一旁的梁先生却吓得半死。原来,他当时也准备学哥哥,跟进请安。从此,他看见榆钱就觉得恶心。
儿时的梁先生特别憎恨他的小辫子,觉得像猪尾巴一样难看不说,早上起来梳辫子也实在恼人。年岁稍长,听父亲读《扬州十日记》《大义觉迷录》等书,又听父亲讲清军入关后“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故事,梁对辫子愈加反感。辛亥革命后,他马上跑到理发店剪辫子,虽然“连揪带剪,相当痛,而且头发渣顺着脖子掉下去,实在不舒服”,但内心“十分快意”。
上小学时,梁先生各门课程都应付自如,唯独畏惧“算术”,他说:“像'鸡兔同笼’一类的题目我认为是专门用来折磨孩子的,因为我当时想鸡兔是不会同笼的,即使同笼也无需又数头又数脚,一眼看上去就会知道是几只鸡几只兔。”
五四运动时期,梁先生跟随学生队伍到前门外的珠市口进行演讲。他们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便开始演讲。人越聚越多,讲演者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两三辆汽车因无法通过,不停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有人一声喊打,众人便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捣毁了一部汽车。这件事使梁先生对五四运动有所反思:“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五四”运动后,学生会要求学校给予其自治的权利,选举评议会过问学校事务。梁先生在清华的最后几年一直担任评议员。他说:“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我们在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诒,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梁先生感叹道:“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
由此可见梁先生是一个有着真性情的人,他向往朴实简单的生活,讨厌尔虞我诈的政治。
他与周先生的论战源于1927年11月,梁先生应《复旦旬刊》之请,在该刊发表《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对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梁先生认为,文学所要求的只是真实,忠于人性。当时,景仰卢梭的周先生刚从花城来到沪市,对梁先生一文极为不满。一个月后,他在语丝发表《卢梭与胃口》一文,对梁先生的观点进行驳斥。
在周先生发文驳斥其观点后,作为文学界后辈的梁先生秋毅然提笔应战。他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服药太冷,那一服药太热,这一服药太猛,那一服药太慢。把所有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
从此以后周先生和梁先生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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