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宋代对于制科考试的组织已经是非常严密了。而且制科考试入三等的到目前为止,只有苏轼和吴育两人,虽然制科考试地位很高,但是并不属于正途出身。由于制科考试对象多属知名人士,是朝廷网罗人才的一种方式。制科考取后可获得较高官职,但因非正途出身,往往不为人重视,被人称作“杂色”。制科考试虽然严苛,但是考上的人仕途并不意味着就能仕途通畅,往往受到科举出身的官员们抵制,大部分沉沦州县不得重用。
赵佶觉得制科考试作为科举的补充,一方面就是选拔一些偏才,一方面就是选拔一个储相,真正把制科的作用发挥出来。赵佶还是决定,在制科中采取同科举一样的初覆考模式。考生的答卷要雇人誊录、封弥,用生僻字编号。考官评卷则采取三评制,两名初考制策官初评,再交两名覆考制策官复评;初考官与履考官意见不同,则由两名详定编排官详复、定等。
赵佶对于此次科举和制科还是极为重视的,制科考试的主考官赵佶指令昭文馆大学士韩忠彦,同考官御史中丞苏辙、礼部尚书苏轼,算得上当今的顶配了,赵佶问道:“诸位可知道哪位才学优长之士,可为考官的?”
苏轼说道:“臣荐宗正丞王巩,有才气,能担当此事。”
赵佶当然知道王巩,作为苏东坡的好友,王巩属于铁杆死党了,当年乌台诗案,坐与苏轼交通,受谤讪文字不缴,又受王诜金,谪监宾州(今广西宾阳)盐酒税”。当时王巩的官职还是“秘书省正字”,因御史舒宣奏言:苏轼“与王巩往还,漏泄禁中语,朗同货赂,密与宴游”。在20多位“乌台诗案”案犯中,王巩是被贬得最远、责罚最重的。这使苏东坡很内疚,说:“兹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
苏辙也对他十分推崇,认为他:“亦故相之子孙而名臣之子也,生于富贵而笃志于学,勇于议论而不谋其身。淮南大邦,民病水旱。往贰其事,益试尔才。”王巩乃是名相王旦之孙,出身相门,又性格洒脱,喜欢与苏轼等人游玩,非常洒脱的一个人。
但是对于是否用他担任考官,赵佶还是有所保留的,因为这哥们的脾气是出了名的臭,用宋史记载说:跌宕傲世,好臧否人物,其口可畏,以是颇不容于人,每除官,辄为言者所论,故终不显。
当年章惇为相,打击苏轼等人,作为苏轼的死党,王巩当即上疏弹劾章惇,章惇何许人也,你敢弹劾他,章相公可不是吃素的,立即将王巩追夺出身以来文字,送全州编管起来。王巩此人,确实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王巩得到很多人的赏识,如前所言冯京、司马光,苏轼兄弟更是对他青眼有加。丞相刘挚甚至与之结为姻亲,为子娶王巩女。宰相吕大防也“爱其才”,当王巩对除知海州不满意时,特改王巩知密州。其余黄庭坚、秦观、王安礼、谢景温亦都喜与王巩交游。但,朝臣中还有不少人对王巩有看法,前述王安石说他是“孺子”;除知宿州,为安鼎、姚勐所弹;受苏轼牵连贬宾州,也是有人看不惯他;为宗正丞,被指离间宗室;判登闻鼓院,被朱光庭执奏“未协公议”,一生也算得上颠簸了。
赵佶觉得启用他,风险实在太大,他也是贴上旧党标签的人,而且是以恩荫入仕,没有经过科举,让他担任国朝制科考官,确实与礼不符。赵佶问道:“伊川先生,何等样人乎?”
问完这话,赵佶自知失言,苏轼苏辙兄弟与程颐兄弟可谓死仇了,对于章惇,苏轼都能相逢一笑泯恩仇,但是对于程颐兄弟,那是绝不放过的,他们所在的蜀党与程颐的洛党也是势同水火。问苏轼伊川先生,那不是触苏轼的霉头吗?果不其然,苏轼说道:“臣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
赵佶只是笑笑,对于这两位的恩怨情仇,赵佶觉得实在是太过于狗血,其实他们两位本来没有任何冲突,之所以势同水火,说来也很可笑。程颐不是科举入仕的,是经由旧党司马光推荐入仕的,司马光对于他推崇备至,评价道:“臣等窃见河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义,年逾五十,不求仕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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