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仕进,其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类,裨益风化。”推荐他作崇政殿说书,也就是哲宗皇帝的老师。
成为帝师,那是每个读书人无上的荣耀,不巧的是,司马光还给哲宗皇帝安排了另一个老师,就是苏轼,生性诙谐的苏轼和刻板守礼的程颐撞到一起,不搞出事情才是怪事,程颐生性刻板,以师道自居,侍上讲,色甚庄,以讽谏,上畏之。程颐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疾之,每加玩侮。”苏轼除了对程颐抱有成见,其中也有党争成分,而程老师当老师,当得像个罗刹,也是苏轼每加“玩侮”之因。
真是让两人翻脸的还是着名的吃肉事件,一次国家的忌日,众大臣都到相国寺祈祷,程颐下令寺方供应素菜,东坡却反对说:“正叔(程颐字正叔)你不是不信佛吗?为甚麽要食素呢?”程颐引经据典地说:“根据礼法,守丧期间,不可以喝酒食肉;忌日,是丧事的延续,自然也应该遵守不喝酒、不食肉的规定。”但东坡却刻意和他打对台,一面令人准备荤菜,一面吆喝道:“为刘氏者左袒!”摆出一付像汉朝吕氏、刘氏决斗时一样紧张的场面。於是各个大臣,各自选边;范淳夫等人食素,而秦观、黄庭坚这些苏门学士则食肉。如此一来,洛派、蜀派壁垒分明,成为宋代纷乱的党争的一部分。
当然,两人彻底翻脸,就是在司马光的葬礼上,司马光去世的时候,皇帝正率领大臣们举行了明堂祭拜的重大典礼,大臣们因此来不及在第一时间去奠祭司马光,等到所有仪式都完成了,这些参与典礼的大臣们希望马上赶去吊唁司马光,但当时替皇帝讲学的程颐却根据儒家的礼法,拦住大家。他引用了论语中孔子的话,说“是日哭则不歌”,所以参加了明堂吉礼之後不该又去吊丧家。但是大家心里觉得这似乎不近人情,所以有人就反驳说,“哭则不歌”不代表“歌则不哭”。东坡个性朗达,不拘小节,平日就已经不喜欢拘泥古礼,当然也觉得这位道学先生太过不近人情了,所以就说:“这是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的礼。”大大的讥嘲了程颐一番。
于是大家以苏轼为首,带了祭文,不顾程颐的反对,就前往司马光家中奠拜,但这位程老夫子,可是立场坚定得很,竟也赶到司马家去,叫司马家的儿孙们不得接受悼祭。大家自然觉得很没趣,苏轼忍不住,就针对程颐替司马光所办的古礼仪式,又狠狠的讽刺一番,说:“你这些礼节还是有些疏失,应该写个信物,送去给阎罗王。”程颐个性严肃,一幅道貌岸然的样子,不是可以随便开玩笑的人,自然受不了东坡这一些嘲笑的行为。而且在一些洛派弟子的心中,早已将程老夫子看成圣人,那里容得东坡这番玩笑,彼此便产生了芥蒂,有了心病了。
说到底,本来是文人的意气之争,最后变成的蜀党与洛党的争执,苏轼觉得程颐是伪君子,程颐觉得苏轼不守礼。尤其是附属於两人的末流,彼此意气用事,弄出许多争执。例如孔文仲就曾攻击程颐,说他替皇帝讲学时,常常引用不实的言论来影响皇帝的想法,皇帝原本单纯,也没有不良的嗜好,程颐却常提醒他不要接近女色;皇帝原没有特别信任的人,程颐却一再要他远离小人;甚至经常自夸“就算孔子再生为陛下讲课,也不过是这样罢了。”又说:程颐利用替皇帝讲学的身分,往往超越分际,甚至勾结权势,搬弄是非,离间作乱,挑拨恩仇,因此民间称他为“五鬼之魁”。
但是洛党人也有他们的说法。他们说东坡是为了争取替司马光主持丧礼,没有成功,所以故意攻击程颐。这当然太小看苏东坡,也不合当时事实:东坡当时不管是学术声望,或是官位高低,都无需借用主持司马光丧祭以增加自己的名望;更重要的是,这根本不是东坡的性格。
后来,攻击程颐相当严厉的孔文仲去世了,洛党的人竟又说:孔文仲原本个性纯厚,只因受了苏轼的唆使而做出残害忠良的蠢事,後来觉悟了,才抑郁致病而死。这可说是死无对证,莫须有的攻讦。
反正说到底,也只不过是文人相轻的把戏罢了,互相狗咬狗一嘴毛的事情,赵佶没法、也不愿意去评价此中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