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人牲祭祀,这才得以打下大大地疆土。
周从商中吸取了教训,于是彻底否定祭祀制度,转而推崇天命和德行,并且推行周礼。
到了战国秦汉,周礼已经不合时宜了,于是百家运营而生,最后法家和儒家笑到了最后。
等到儒家已经彻底寄生在了华夏民族的文化叙事上后,再不可能有新的学说来打败儒学,于是后来的“矫枉必须过正”转而向了其他方向。
隋唐吸取了东西两晋谈玄的风气,于是推崇实干,宣扬武德,以至于唐亡后的五代十国华夏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上魔国。
到了宋,吸取前朝的教训,于是皇帝有主动抑制武功,以至于文盛武衰天下覆亡。
于是到了明朝要给官方意识形态再次定调子的时候,朱元璋果断地废除了宰相制度,意图继续遏制文官势力。
在朱元璋看来,砍掉了文官集团的上限,再规定军事贵族们的超品待遇,这样自己就不用重蹈隋唐的覆辙了。
当然后续怎么样先不说,至少明朝到底也没有抑制住文官势力。
于是明亡以后,到了大顺,思想界又开始了经典的“矫枉必须过正”。
不过因为帝国的奠基人太宗李过的英年早逝,这种“矫枉必须过正”只来自于儒学界的一部分学者,缺乏了掌握整个帝国的政治视野,以至于他们的主张说道最后也只能从古籍中摘出一句“天下之仁政,莫过于均田”。
明朝为什么会亡?因为收不上来钱。
为什么收不上来钱?因为泥腿子的地被士绅们兼并了,士绅们有实力有关系不用缴税。
那就大顺每个人都均分土地,这样理论上都是不那么穷的穷人,朝廷可以轻而易举地收上赋税。
可行吗?用脑子想都不可行。
所有人均分土地?朝廷先要有那个能力统计到所有人,才能谈所有人都有地的问题。
这个时候大家才能再来讨论,每个人均分几亩地后,怎么种养活自己的问题。
所以这种思潮在儒学中萌发了一百年,还是没有完成对儒学的统一,所以更不用谈对前朝的“矫枉必须过正”。
眼看着大顺马上就快要亡了,这个时候武逸仙带着他的《投名状》来了。
他不仅仅是写了一本小说,还是给思想界的所有人带来了一种用其他视角看世界的方法-论。
阿片战争后,不是没有有识之士去学习西洋着作,但是别人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世界观,怎么可能少数几个人花几年就能彻底了解?
而来自于后世的武逸仙,他的思想是已经彻底接受过现代文化的熏陶,他的言行天然就在视野更宽广的高度。
透过《投名状》,学者们发现自己还可以用另外一种视角去观察大顺,用另外一种思想去解构大顺,这又如何能不让有识之士们激动呢?
原来我们等了一百多年的“矫枉必须过正”居然在这里?
大的要来力!
加上申海府又是整个大顺和西洋人交流的节点,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整个大顺思想最为解放的地方。
所以当武逸仙的文章一出,顿时响应者云集景从,原本武逸仙以为的舆论障碍根本没有,更有甚者许多生活还过得去的家庭也把自家的女儿送去工厂做工。
天时地利人和,全在武逸仙这里,天泽纺织厂怎么能不成功呢?
而就在工厂如火如荼大搞生产的时候,李焰甲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