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5章 苏亦关于“数字卦”的名场面

    研讨会一开就是十天。

    每天不变的主题，就是学术报告。

    而且，都是在同一个会议上，也没有什么分会场。

    实际上，也没必要。

    与会人员，就六十多个，也不算太多，发言者在主席台上讲，大家在下面听，还要设置分会场，那就没多少人了。

    没有ppt时代的学术报告，谁做报告都需要大量书写，又因为是古文字的研究，还需要准备文字拓片，也算是图文并茂，这也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每一个学者花费的时间都比较长，再加上提问讨论环节，分摊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时间就更长了。

    也造成一天的时间，做报告的学者，并没有多少人，难怪整个研讨会安排了差不多十天的时间。

    与会三巨头，于省吾、张政烺、胡厚宣三位先生，他们的报告都放在第一天。

    跟于张两位先生一样，胡厚宣先生也是考释文字，不过并非考释铜器铭文，而是做甲骨文单字考释。

    因为跟自己的研究方向偏离太多，苏亦听的一知半解，暂缺不表。

    实际上，甲骨文单字考释的学者，也不只有胡老，裘锡圭先生也写了一篇《说“弜”》。

    裘先生的文章是这样切入主题的。

    「甲骨卜辞里常见“弜”字，前人不得其解。1940年张宗骞发表《卜辞弜弗通用考》（《燕京学报》28期），指出卜辞“弜”字多用否定词。这是很重要的发现。但是他因“弜”、“弗”音近就断定二字通用，事实上这两个字的用法是有区别的。“弗”与“不”相近，“弜”则与“勿”相近。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里曾指出“弜弗通用”有问题，不过他认为“弜”在卜辞的否定词里应该“属于‘不’‘弗’一组”（128页），仍然与事实不符。」

    这段话，就相当于摘要。

    先指出前人的考释成果，再列出自己的考释结论。

    此外，李家浩的文章《释“弁”》也是甲骨文考释。

    李家浩是裘锡圭先生的研究生，因此，治学方法也跟裘先生一脉相承了。

    不过后来，裘先生出走的北大到复旦的时候，李家浩并没有跟随过去。

    后世，裘先生出走北大，这事在学界也挺轰动的，有人说，裘先生几乎一个人就带走北大整个古文字专业。

    要不是李家浩还留在北大，估计一网打尽了。

    苏亦读书的时候还曾经看过他跟裘先生合作的《谈曾侯乙墓钟磬铭文中的几个字》，因此，对他的印象比较深刻。

    现在，两人都是作为北大的研究生参与古文字成立大会，关系也逐渐熟络，之前还互相讨论各自的文章，因此苏亦比在场的众人还提前知道他的文章内容。

    李家浩是小辈。

    学术报告安排的时间比较靠后。

    苏亦对甲骨文单个字的考释，不是很感兴趣。这玩意他太考究功底了，他就是半桶水，对上李家浩，他也只有听的份。

    相比较裘锡圭跟李家浩这对师生，朱德熙先生在战国文字方面的研究造诣更深，因此，他的文章《战国匋文和玺印文字中的“者”字》也是专攻这个方向。

    除了玺印、陶文，楚简、楚帛书、汉竹简、盟书和铜器铭文等方向，朱德熙先生都有涉略。

    后来，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还合着《望山一、二号墓竹简释文与考释》，算是北大中文系古文字方面主要学术的成果之一。

    相比较中文系，考古专业这边就低调了很多，也不对，应该说更加接地气一点，比如高铭先生的文章《侯马载书盟主考》。

    先不说别的，仅仅从这篇文章的名字，苏亦就能够分析出好多学术八卦。

    一般来说，学界提及侯马出土的文书都会用“侯马盟书”来形容。

    因为1965年侯马盟书出土的时候，文物局谢辰生先生专程赶去侯马视察，并带部分盟书标本回京，给郭沫若先生鉴定。隔年，郭沫若就写《侯马盟书试探》一文。侯马盟书由此名扬海内外。

    在郭沫若先生之前，是没有这个称呼的。

    比如侯马考古队队长张晗先生在写关于这批文书的时候，也是《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这个标题。跟郭老的《侯马盟书试探》同时刊发在当月的《文物》。

    《文物》月刊发出消息之后，第一位加入侯马盟书讨论的就是陈梦家先生。

    他1966 年《考古》5 期发表了《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该文指出盟书古称载书。

    唐兰先生跟郭沫若先生的关系有点微妙，很多学术上的观点是不认可的。

    因此，他在72年他在《文物》上写了一篇文章《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载书新释》，也没有用“侯马盟书”而是直接沿用陈梦家的“载书”。

    这篇文章，唐兰先生提出四个问题：

    一、主盟的人是谁；

    二、这次盟誓为的什么；

    三、在什么时候；

    四、在哪个鬼神前面盟誓。

    他觉得这个四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于是，他经过一番考释论证以后得出一个结论：

    “公元前424年，赵恒子嘉逐赵献子浣之事。”

    具体点来说，就是这次盟誓是由于赵襄子鞅死后，赵恒子嘉把原定的继承者而且已经继位的赵献子浣逐出晋国而自立，在即位时，为防范有人企图使赵浣复辟而举行的。随后，由于有人策划使赵浣复辟而未逐，又举行了一次，但这次赵嘉为参加，仅由少数人自己做誓。

    时间，就是赵恒子的元年，晋幽公的十年，也就是公元前424年。第二次的自誓，则是同年较晚的时候。

    盟誓的对象自然就是皇君晋公举行的。

    为啥要说这些呢。

    那是因为高铭先生的《侯马载书盟主考》基本同意了老师唐兰先生的观点。

    不仅如此，后来高铭先生的学生冯石写了一篇《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也同意了这个观点。

    啥叫做学术一脉相承，这就是。

    那为啥冯石不再称呼“载书”而是称呼“侯马盟书”？

    那是因为到了87年，学界已经基本认同“侯马盟书”这个概念，唐兰先生也已经去世，没有必要标新立异，继续称呼“载书”了。

    实际上，1976年，张晗先生参与编着的《侯马盟书》就已经出版。

    这书之所以能够出版，也是运气使然。

    1973年9月11日蓬皮杜应邀访华，因为是第一个访华的法兰西首脑，这一次接待规格很高。

    没来之前，就已经安排好接待行程。

    其中就包含大同的云冈石窟。

    同年，8月份，时任图博口副组长的王冶秋先生到云冈石窟检查其准备工作，回到太原的时候，当时的侯马工作站到张守中先生就找上门来。

    主要是为了求援的，呼吁上面重视侯马盟书。

    得到王冶秋先生的支持以后，山西这边就成立了由张晗、陶正刚、张守中三位先生的整理小说。

    就这样，整理了两年多，直到1976年才得以出版。

    从1965年侯马盟书被发现到《侯马盟书》的出版，差不多过去了十年的时间。

    这书一出版，就在学界内引起巨大的轰动。

    国内的大报纸都有报道。

    现在热度也没有过去。

    高铭先生写了相关的考释文章，也算是学术热点。

    不仅高铭先生写侯马盟书，其实，张晗先生也写。

    作为侯马考古工作队的队长，《侯马盟书》的主要编写者之一，张晗先生也受邀参加这一次的成立大会。

    而他的文章《侯马盟书丛考续》，则是对《侯马盟书》的存在的一些问题做了补充。

    因为高铭先生的关系，来之前，苏亦就大量阅读侯马盟书的资料，其中《侯马盟书》也没啥翻。

    看到两位先生一前一后做了关于侯马盟书的学术报告，他当然不会落下。

    两场报告听下来，收获满满。

    此外，他也很关注李学勤先生的报告。跟大家不一样，他研究的是青铜铭文《岐山董家村训匜考释》。

    这里面的“训匜”是一个西周青铜器（因为铭文考释各有不同，这个青铜器名称也多种多样。）。

    青铜器铭文记载了西周一名贵族“训”与其“牧牛”(负责养牛的家奴)对簿公堂的事，具体诉因已不可知，但最终结果，是西周官员认定牧牛有错，继续责罚他。

    这个青铜铭文，也被称为“青铜法典”，而这个案件，也被称为中国有据可考的第一个人民事诉讼案件。

    因此，它的铭文，也成了众多法律史专家的研究史料。

    原文其实挺长的，一共有一百五十七个字。

    “惟三月既死霸，甲申，王才丰上宫。白扬父廼成?，曰:“牧牛!徂乃可湛。女敢以乃师讼。女上任先誓。今女亦既又御誓，专、格、啬、睦、训造。亦兹五夫，亦既御乃誓，女亦既从辞从誓。弋可，我义鞭女千，幭剭女。今我赦女，义鞭汝千，幭剭女。今大赦女，鞭女五百，罚女三百锊。”

    白扬父廼或吏牧牛誓日:“自今余敢夒乃小大事。”

    “乃师或女告，则致乃鞭千，幭剭。”牧牛则誓。乃以告吏邦，吏曶于会。牧牛辞誓成，罚金。训用乍旅盉。”

    （铭文因为输入法的关系，只能做参考，不全对。）

    翻译过来就是：

    西周某年一天，一个叫牧牛的人为争5个奴隶状告他的上司训。判官伯扬父认为牧牛以下犯上，需要鞭打他1000下，并在脸上刺字施以墨刑，但最终改判鞭打牧牛500下，罚铜三百锊[lu?e?]，不再施墨刑，并让牧牛当场立誓永不再告。牧牛起了誓，挨了打，受了罚，在有关官吏的参与下了结此案。训打赢了这场官司，得到了铜，为彰显胜诉，便用此铜铸造了这个匜。

    再简洁一点就是：

    牧牛有罪。

    所谓大赦，就是从打一千下变成五百下。

    剩下的刑罚变成罚钱。

    于是赔付的铜钱，被训做成了宗旅（族）之盉。

    ……

    这个宗旅之盉也就是1975年在岐山董家村窖藏里面出土的训匜西周青铜器。

    整个青铜器则是被董家村一个叫做董宏哲的农民给挖出来的。

    一连挖出好几个青铜器。

    最后上报有关部门。

    全国各地的专家蜂拥而至。

    岐山董家村也就是开始出名了。

    仅仅是这个青铜器就可以讲述一个相当经长的故事。

    从它的铭文考释，也能够去研究当时的社会制度。

    比如可以知道西周的审判是由司法官吏主持的，理论上罪犯跟证人都必须到场，然而，贵族官员却享有特权，因此，牧牛奴隶的上司没有到庭，也是可以的。

    甚至，口供成了主要的证据。

    不过誓言也很重要。

    也需要认证、书证、物证等证据。

    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证据制度。

    从某种程度来说，已经摒弃了夏商的神示证据。

    甚至，这些出土文物也成为衡量存世文献《周礼》等典籍真伪最直接的证据之一。

    那么李学勤先生，在文章里面都考释了哪一部分？

    又有哪一部分，是前人的考释？

    实际上，唐兰先生，在《文物》1976 年第5期，也写过《Sx省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李学勤先生的考释跟唐兰先生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异同。

    器铭第 2 行的“成”字后一字，楷写作“?”若“?”，也是正确的，但在释读时却遇到了疑问。李学勤先生指出，在铭文里面这个字读为?，在文义上是不可通的”，并以《说文通训定声》所言“从（歺又）声的字常可和从赞声、献声互通”为据，认为这个字应读为谳。

    《说文》：“谳，议罪也。”

    李先生还指出谳的意义接近于判决”。

    李先生的观点得到多数与会学者赞同。

    那么唐兰先生的观点呢？

    就没有人认可吗？

    自然也有。

    唐兰先生以“音近通用”为根据，说“?就是汉代法律上专用名词的劾”，此说也有不少学者赞同。

    然而，不过他们怎么考释。

    有一点，基本上是趋同的。

    即认定此铭是一件法律文书，因而读谳、读劾，都指向性非常明显。

    此外，李学勤先生认为，“控告牧牛的上级官长，则因为身分显贵，依当时制度不亲自出席审讯。”

    尽管如此，在判决书上要写明争讼双方之名，也是必须的。

    《曶鼎》所记“邢侯”、“限”即如此。

    反正，整个文章考释下来，对比前人的观点，又表述自己的观点。

    慢慢听下来，也蛮有意思。

    就是太考究基本功了。

    不是一个可以糊弄的文章。

    当然，期间也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与会的一个女学者就写了一篇《对〈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一文的几点补充意见》。

    文章例举了宾、历组同人、同事类，特别对区别“贞”字分期的标准，列举了宾组和历组有同时使用的现象，以及历组混合使用宾组“王”字形体的写法，然后作者认为历组与宾组有密切的关系，它不仅在字形上，而且在卜事上都有相同类的例子，对李先生一文作了一些补充。

    这篇文章看起来，本身没啥问题。

    苏亦之所以觉得有趣，完全就是因为它是在李学勤先生《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的基础上写的文章。

    所以并非与会学者，都要学各种文字考释类的文章。

    那么李先生的这篇文章究竟写了什么？

    自然是关于“妇好”墓的。

    在国内各个考古墓葬遗址之中，妇好墓极为出名，却让人印象深刻。

    一般来说，殷墟的商代大墓大都早经盗掘，想要找到未扰动的大墓极为不易。

    1976年，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遗址中心的小屯西北，发现--座没有盗掘过的墓葬，获得大量精美文物。

    由于这座基所出青铜器多有“妇好”铭文，通称为“妇好”墓。

    “妇好”墓是无墓道的竖穴墓，长5.6米，宽4米，墓的规模如果同过去发掘的面积达三、四百平方米的大墓相比，只能说是中型的。

    不过，它所蕴含的遗物却异常丰富，青铜器近两百件，玉石器(有不少精致绝伦的)竟超过五百件。出土器物在bJ展出后，引起考古学界的普遍重视。

    此外，妇好墓的发掘者则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女考古学家郑振香先生。

    两者互相成就，让妇好墓的故事更加传奇。

    当然，这一切还是要回归到李先生的文章中来，他写这篇文章，得出一个结论：

    「历组卜辞其实是武丁晚年到祖庚时期的卜辞，历组和宾组的妇好实是同一个人，确定了这一点，就把关于“妇好”墓年代的一些争论问题消除了。」

    那么真的可以消除争论吗？

    自然是不可能的。

    李先生这个文章一出来，基本上就没啥人认同。

    首先张政烺先生就不认同。

    由妇好墓带出了长期以来被董作宾分为第四期历组卜辞中的“妇好”人物，一下子，就让这个问题成为甲骨学术史上最为激烈的断代分期争论。

    会议上，因为安徽博物馆的女学者写了这么一篇文章。

    一下子，就使得李先生遭受围攻。

    好吧，用围攻这个词来形容不合适，但确实争议很大。

    大家普遍不认同这个观点。

    也就只有这个年轻的女学者，以及浙江博物馆的一位年轻学者支撑。

    这种情况之下，这两位未来，肯定会受到李先生的关注。

    如果是投机取巧之辈，混上去，声援李先生，说不定就赚取人情分。

    苏亦对此倒没发表什么意见。

    他很清楚，李先生这个分法，不能说全错，但也不合适。

    40年代，董作宾的分期奠定了五期方法。

    很长时间一来，大家都遵从这个分期方法。

    然而，70年代以后，是李先生开启了甲骨分期历组卜辞反思，创建了甲骨分期“两系说”。

    到了后来，李先生的“两系说”的断代，已得到学界普遍认同，成为甲骨断代研究上的里程碑。

    “一个王世，不仅有一种卜辞，一种卜辞也未必限于一个王世”，这个简短的24字两系说，成为今天甲骨分期学上的经典理论。

    但是一个理论，从开始到成为经典，是需要时间检验以及大量的试错的。

    人家年轻女学者，...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